电影狂流主题

Ⅰ 夏衍少年,家境贫寒,高小毕业无力升学,在____岁到_____当学徒

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今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

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本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

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

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

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

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及《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委会委员。

195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

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再次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国影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中国影协主席。

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并致开幕词。

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95年，在北京医院逝世。

夏衍在充满惊涛骇浪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奋战70载，以不知疲倦的独特品格、英勇善战的辉煌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文化战线领导人。

在“夏衍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夏衍艰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献的功业，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不倦地开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一

孙家正同志说：“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根。”真乃一语中的。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派夏衍进入文化界，并深入到电影界。遵奉党的“将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与郑伯奇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文学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犹如“窃火者”将火种与技艺送到人间。

随后，党组织决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黄子布）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开拓左翼文化阵地。他们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加强了左翼电影队伍的组织工作，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创作力量；大力译介苏联电影创作及理论，由夏衍化名丁谦平翻译刊出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与有力的斗争，促进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不可磨灭地记载着夏衍的劳绩与奉献。

为了摸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他成了电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电与笔记本，一部电影要看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长。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加以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

夏衍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于1933年3月问世，在上海引起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它第一次把摄影机对准农村，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同年，他向观众奉献了4部优秀剧作；此后每年均有两部以上影片问世。10余部姿态崭新的电影，以广阔的生活视野、鲜明的主题思想、巧妙的艺术构思，赢得了广大观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备受尊崇的地位。

《春蚕》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开创了将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先河。这也是将中国新文艺作品改编为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观众、文艺界和鲁迅先生的赞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春蚕》又受到西方电影同行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又创造性地把《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憩园》（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名作，达到电影艺术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夏衍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一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从事电影创作的宝贵经验总结，又有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阐述。欧阳予倩评之曰：“言简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此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电影的夏衍，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许多著名影片的脚本都经他亲笔改过，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经他修改的地方多达240多处。邓小平同志曾赞之为“电影医生”。

夏衍对于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难以尽述。在这位前驱者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之际，国务院特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这，就是深受电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夏衍。

二

夏衍在戏剧领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大家风范。他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至50年代止，20年间发表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被认为是他的3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他的剧作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的发表、公演与轰动而闻名于世的。

综观夏衍的话剧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确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们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感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的有机统一。他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展开，但又总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表现。因其中大部分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故而内容几乎都与抗战有关，无不贯穿着全民抗日的时代氛围。他善于从社会一隅的现实事象中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寄托无限希望与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每每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他们的悲苦与欢欣。著名评论家唐弢先生誉之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

其二，夏衍剧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长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颗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蹉跌、创伤、爱憎、悔恨，最终达到一个可能到达的结局。他笔下着重歌颂的正面人物，也总带有缺点，带有时代与阶级的烙印，因而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描写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发掘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人物真实、复杂的思想感情，才能与观众交流，激起共鸣。他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准确再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练的动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独特的内心感受；他以有机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处环境构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独到的手笔，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艺术功力。

其三，夏衍剧作的艺术结构单纯集中、严谨匀称、意境深远，与他整个艺术风格相统一。他的戏剧情节总是紧紧围绕着主题而发生、发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讲究布局谋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说他的戏过于平淡，我们恰恰认为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别人的艺术追求。他总是把笔力用于渲染冲淡、深远的意境，从中深入刻画人物精神的振荡、心灵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细菌》。他的剧作结构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迹，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这正是夏公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

夏衍的剧作，对后人显示着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见的戏剧观念，对戏剧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于后代同样具有长久的启迪作用。

三

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夏衍首先以翻译外国理论书籍及文艺作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他的第一部译著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本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也是经过他的笔，第一本被介绍到中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后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胡子婴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过，她们当时组织妇女进步团体时，特地选用此书作为学习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劳动翻译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与论著，如芥川龙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选译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新兴文学论》等，在进步文化界亦发生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方面的显著成绩，1928年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时，他被选为9名执行委员之一。

当然，在夏衍翻译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高尔基《母亲》的翻译与传播。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著，经过他的笔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对于身处在高压下的中国民众，《母亲》是一线点亮心灯的明光。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部畅销书，一年内重版两次，很快遭到查禁，聪明的书店老板把封面由红色改成绿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国禁止发行。文化名人夏丏尊当面质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并将书名改为《母》，署名改为“孙光瑞”，“破例来个冒牌”，由开明书店一连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读者中的强烈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它总是生命不息地流传着，直至今天。

1936年6月，夏衍发表了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他是在艰难地、认真地进行大量调查、体验的基础之上，以惊人的透视力，对“包身工”所处的人间地狱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然后运用他特有的冷峻、锐利的笔锋，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最底层的生活，血泪斑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描绘。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当年索洛警告过美国人当心每根枕木下横卧着的尸骸，夏衍则在《包身工》中警告这些殖民者当心呻吟着的每一个锭子上的中国冤魂。直到老人家离去前不久还曾说过：“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固然是他对自己作品过于苛刻的评价，但也从中透露出对这部传世之作客观价值的重视。

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他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达12年之久的起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他常幽默地讲，自己只是个业余作者，正业则是新闻工作。从中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对新闻战线岗位的重视。是的，12年新闻记者的劳绩，实实在在地体现于约五六百万字的成果。在他自认为“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几乎每日不停笔，每天至少一两千字。政论、杂文、散文、随笔……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可谓丰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为《夏衍杂文随笔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笔意纵横》里就此而论曰：“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每日必写的社论、报道、补白等之外，他还有十分擅长的一手绝活：自然科学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于此可用他写于1940年战火频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为佐证，从中很可以看到这位前辈的灵魂。文章写道：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寥寥数百字、讲述了一个涵盖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笔法如此简洁、生动、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

全国解放后，夏衍自云：“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于是又应《新民晚报》之约，开辟了“灯下闲话”专栏，以匡正时弊，扶正祛邪。20世纪60年代，他又应《人民日报》之约，针对大跃进的失误，以笔名黄似在“长短录”总题下，与文友们连续发文总结经验、评价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读者中流传颇广。

在艺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成为夏衍事业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热爱艺术，但不止于艺术。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在艺术家看来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组织、说明、动员、劝解、安置、迎送、争取、营救等工作。这是如此具体、细致、困难、艰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活、温暖大地的最宝贵的挚情。“夏公”这个称呼始于何时、出自何人的准确结论尚待考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文艺界朋友们就这样称呼他了，公，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又是对长者、显者的尊称。当时的山城重庆，是大后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环境险恶，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工作，获得这样的称呼绝非偶然。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文艺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气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红耳赤的纷争，变作一团和气，他堪称文艺球场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衍对党有一颗忠诚的心。他童年时家境衰败，在8个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岁丧父、全靠寡母辛勤劳作和亲友接济帮助，勉强解决衣食问题。贫穷、窘迫，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慈母爱怜地称他“洞里猫”。14岁高小毕业，当过染坊学徒；15岁以“品学兼优”被推荐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读书；19岁卷入五四运动的狂潮，发表抨击封建、守旧舆论的激烈文字，得到陈独秀的赞许；20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师长们“工业救国”的嘱托，东渡日本求学。在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洞里猫”的思想深处掀起了波涛，从“工业救国”的“洞”里走出，成为留学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孙中山先生亲自关怀下，指定李烈钧将军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随即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中，共产主义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风采。他彻底醒悟了，毅然走进被血与火包围着的革命者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党，他从此坚强而自信。遵照党的思想路线，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璀璨阳光冲破浓重阴霾的时刻到来时，民心大快，万众欢腾！党中央为夏衍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他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崇高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事业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奋斗了20载寒暑春秋。

85岁高龄时，夏衍写成长达33万言的重要著作《懒寻旧梦录》献给人民。他告诉读者：“我这个人很平凡，但经过我的这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

在他90岁生日之后，他对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寻常的安排：

他把价值百万元的藏画，统统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条件是：不要奖金，不要奖状。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费送他去日本求学。

他把稀世珍宝《纳兰成德长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条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把他引上斗争的舞台。

他把价值连城的珍贵集邮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

他还有什么可捐献的？字画、长卷、集邮、藏书，再珍贵也是有价的；而他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却是无可估价的！

夏公以95岁高寿离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于今，夏衍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已汇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时，他又以现代人的至高品格丰富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1 胡星亮;论夏衍话剧与民族戏曲传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2 李娜;;试论夏衍杂文的散文笔法[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03期
3 李骏;试析中西电影改编[J];理论界;2004年05期
4 魏福惠;论夏衍现实主义戏剧观的主要特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4期
5 何散芬;论夏衍戏剧的语言特色[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04期
6 白杰;;《野玫瑰》批判与话语权力之争[J];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2期
7 原小平;;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8 祝晓风;;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探究[J];文学前沿;2002年02期
9 海阔;;大众传媒与宗法社会[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
10 原小平;;现代名著改编中的形式转换问题[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5条

1 何宇宏;曹禺戏剧文体话语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
2 王国英;权力·话语·政治文化[D];浙江大学;2008年
3 张高杰;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D];兰州大学;2008年
4 吕树梅;新中国乡村电影创作中的理想化倾向[D];复旦大学;2007年
5 池水涌;中国苏州弹词与朝鲜盘索里比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5条

1 成艳军;《阿Q正传》改编研究[D];河南大学;2009年
2 何筠;郭启宏历史剧人物形象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
3 张保国;夏衍办报实践与办报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2008年
4 金真徽;小说到电影——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化研究[D];青岛大学;2004年
5 赵敏;英文影片的语言特征及翻译[D];广西大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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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科学面面观[J];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04期
2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文化的关系[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
3 毛正天;论文学作品中的议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1期
4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自然[J];当代文坛;1998年05期
5 佐佐木守 ,丛林春;如何改编文学作品?[J];当代电视;1988年03期
6 沙沙;泥牛入海之后——推荐《一个文学青年的期待》[J];阅读与写作;2001年08期
7 颜纯钧;文本的自在和文学作品的非自在[J];当代文坛;1988年01期
8 于蒙;青春文学需要更多的自省和自觉[J];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06期
9 ;文学作品[J];Women of China(中文海外版);2005年03期
10 林文艺;文学作品——剧本翻译的探讨[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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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啸龙;;论文学作品的“多义性”[A];安徽文学论文集（第2集）[C];2004年
2 夏鲁明;;文学作品姓名翻译的探讨、反思与借鉴——以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 Blood Prince的两个中译本为例[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6年
3 梅韵;;歌颂、暴露与文学作品的倾向性[A];《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一辑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C];1981年
4 李霞;夏青;;论对小学生进行文学作品的阅读指导[A];图书馆理论与实践[C];2002年
5 方志远;;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明代市民文学研究之二[A];明史研究第6辑[C];1999年
6 夏鲁明;;文学作品姓名翻译的探讨、反思与借鉴——以《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两个中译本为例[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6年
7 郑玉秀;;文学的长城:唐朝以长城为背景的反战文学作品[A];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4年
8 施光亨;李明;;文学作品与中高级汉语教材[A];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1987年
9 尚春光;;主体的转移与功能的反作用——近年小说语言比喻转异现象探讨[A];中国小说研究[C];2003年
10 花超;;中日女性文学作品中承载的社会功能之比较——以《小姐你早》与《乐谱帐》的景物描写为中心[A];中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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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 尚栩;近八成法国人不喜欢获奖文学作品[N];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
2 记者 乌云图雅;《海·宝音阿日毕吉夫新闻文学作品》研讨会举行[N];锡林郭勒日报;2009年
3 袁险峰 中共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为新时代而歌 为新广安而赋[N];广安日报;2009年
4 本报记者 石鑫;一批反映民族团结文学作品出炉[N];阿克苏日报;2009年
5 秦闻;三部文学作品入选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N];文艺报;2009年
6 本报记者 颜婧;犍为文学作品集体亮相[N];四川日报;2009年
7 闽闻;福建省“南国风”海峡西岸题材文学作品大赛揭晓[N];文艺报;2008年
8 李岚清;学习夏衍，为建设中国先进文化而奋斗[N];新华每日电讯;2000年
9 本报评论员;不忍卒读“狗咬人”新闻[N];深圳特区报;2009年
10 王艳;钱塘江的儿子[N];浙江日报;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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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炜炜;老舍与语文教育[D];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
2 帕孜来提·努热合买提;维吾尔现当代作家祖农·哈迪尔研究[D];新疆大学;2006年
3 倪文波;崔致远文学创作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
4 吴从祥;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山东大学;2006年
5 赵慧平;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D];复旦大学;2003年
6 王奎军;历史、文学文本、文学价值——以赛金花题材文学作品为个案[D];暨南大学;2001年
7 刘阳;困境中的突围[D];浙江大学;2006年
8 杨俊;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研究[D];复旦大学;2006年
9 邹建;法国电影新浪潮与中国电影新生代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10 孟岩;泰中动作电影比较研究[D];上海戏剧学院;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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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燕;论电影艺术接受的审美规律[D];贵州师范大学;2003年
2 田岩;文学作品中英汉恭维赞赏语比较[D];长春理工大学;2004年
3 万美芳;中学历史教学中对文学作品的运用[D];江西师范大学;2006年
4 唐万山;论中学生文学作品阅读能力的培养[D];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
5 姚成丽;论夏衍话剧的散文化结构[D];山东大学;2007年
6 吴霜;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翻译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
7 朱学锋;理解 对话 融合[D];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8 司慧慧;暴力影像的诗意狂欢[D];郑州大学;2006年
9 吴德玲;新课标下初中文学作品阅读教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Ⅱ 主题音乐的电影音乐

在某些具有鲜明主题思想、情绪基调和人物性格的影片的音乐中，常有一个旋律式、动机式、或主导动机式的音乐核心，即主题音乐。伴随着剧中主要人物的出场，主题音乐以原型或原型的变化发展多次再现。除表现剧中主要人物的思想感情或性格，主题音乐也可以表现某一事物或某一观念。主题音乐多由作曲家创作，也有的选用现成的音乐作品，例如中国影片《城南旧事》即采用辛亥革命前后的学堂乐歌《送别》为主题音乐。左翼电影1933－1935年，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下的中共秘密电影小组，在上海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及由此摄制的一批反帝反封建影片。1933年自黄子布（夏衍）与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程步高合作，摄制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始，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制片公司在左翼电影工作者帮助、支持下，遵循反帝反封建的制片路线，在同一年里，相继摄制了《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母性之光》、《上海二十四小时》、《女性的呐喊》、《春蚕》、《丰年》、《小玩意》、《大路》、《姊妹花》、《铁板红泪录》、《挣扎》、《神女》、《盐潮》、《脂粉市场》、《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恶邻》等三十余部影片，表现工人、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为此，1933年被称为“左翼电影年”。1934－1935年，随着当局对左翼电影运动压制的加剧，左翼电影创作面临更大困难，但党的秘密电影小组仍通过个人联系方式，向公司或导演提供剧本，并帮助成立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明星、艺华、电通等制片公司先后摄制出《同仇》、《渔光曲》、《女儿经》、《乡愁》、《船家女》、《劫后桃花》、《黄金时代》、《逃亡》、《生之哀歌》、《人之初》、《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近三十部优秀影片。1936年，上海各公司在“国防电影”口号下陆续拍摄的抗日爱国题材影片，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与左翼电影是一脉相承的。

Ⅲ 狂流高清完整版电影

狂流 我是歌手 羽泉.mp4

Ⅳ 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

中国左翼电影的第一部作品是《狂流》（1932年）。

《狂流》

中国无声故事片。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董克毅摄影，主要演员有胡蝶、龚稼农等。影片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侵吞修堤款、勾结地方黑暗势力迫害人民的丑恶嘴脸，歌颂了中国农民善良朴实，敢于与洪水、与封建地主和社会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该片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影片镜头处理灵活真实，水灾场景采用长江水灾新闻片中的真实画面，有很强的感染力。

《十字街头》

Ⅳ 左翼电影流派

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 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 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艺术特点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

Ⅵ 由夏衍改编剧本的电影是什么

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包括《林家铺子》、《狂流》、《祝福》、《革命家庭》、《春蚕》、《狂流》等。

《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左翼影片”，无声故事片。

《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这是夏衍将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最大程度体现了改编者的意图。

电影《祝福》，原著为鲁迅小说《祝福》，夏衍改编剧本，桑弧导演，白杨主演，195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夏衍的创作特色

夏衍创作的着力点，在于通过关注大时代里普通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精神悲欢，来提示社会政治和革命的主题。

夏衍大多将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寓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冲突中，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以一种近乎平庸的写实精神反衬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将社会政治意识、政治热情与艺术创作地结合在一起，这使他在同时代剧作家同行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

Ⅶ 狂流的电影剧情

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离汉口百余里的傅庄，堤坝因年久失修，出现险情，小学教师刘铁生领导乡民奋勇抢险。当地首富傅柏仁，携带侵吞的巨额修堤捐款，和家人逃往汉口。他打着救灾的幌子，冒充请赈代表，继续向社会骗取捐款，中饱私囊。傅女秀娟原与铁生相爱，傅柏仁不允，将她另许当地县长之子李和卿。未几，汉口市区亦遭水淹。傅庄因铁生率乡民合力固堤，转危为安，傅柏仁又携眷返回。秀娟、铁生别后重逢，感情益深，引起李和卿妒嫉，乃与傅柏仁合谋，以“煽动乡愚图谋不轨罪”诬陷铁生。此时，洪水猛涨，铁生发动乡民取傅家囤积木料抢修危堤，并向傅柏仁展开斗争。傅纠集警察企图镇压，被突然决口冲来的狂流卷走。

Ⅷ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Ⅸ 《邓小平，1928》观后感

1922-1926年间,中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1927年

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上海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该片纪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古装片热在中国影坛出现。本年度出现的影片有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美人计》、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盘丝洞》、民新公司拍摄的《西厢记》等。此外，武侠片也初现端倪，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王氏四侠》和友联公司的《儿女英雄》引人关注。

1928年

明星公司拍摄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集)上映。影片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上映后创下了国产影片最高卖座纪录。其后，明星公司接连拍摄了18集。同时，其他公司受此影响，也纷纷拍摄武侠片，掀起了武侠片的热潮。在1928-1931年生产的近400部影片中，武侠神怪片占250部左右。

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电影检查规划》，通令于翌年实施。

1929年

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安装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放映机，首映有声影片《飞行将军》(仅有声响，并无对白)，引起轰动。半年后上海所有的高级电影院均安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

国民政府在沪设立戏曲电影审查会。由上海市政府公安、社会、教育三局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此后，凡国产影片在沪上映，事前均须经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和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查。

武侠片热继续高涨。本年度出现的主要影片有《火烧红莲寺》四至九集、《王氏四侠续集》、《乾隆游江南》一至四集、《儿女英雄》二至三集、《红侠》、《风流剑客》、《飞行大盗》、《白玫瑰》、《关东大侠》等。

1930年

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另由内政部和教育部拟订《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颁布施行。

以“大中华百合”为首的几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联华”主张的“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运动，与电影商业化潮流的热浪相悖而行，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公司存在的8年间，共摄制影片近100部，终形成了与“明星”、“天一”三足鼎力的格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野草闲花》上映。该片采用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插曲《寻兄词》配音，这是中国电影的第一首插曲。

华威贸易公司制造成功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放映机，取名“四达通”。

1931年

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该片由明星影片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方法。

5月，友联影片公司摄制的有声片《虞美人》在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该片与《歌女红牡丹》系同时投拍。

6月，“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上映。该片是租用日本的有声电影设备在日本拍摄，后在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中受到观众的抵制。

九一八事变后，明星影片公司组成明星救国团，联华影片公司组成联华国人抗日救国团，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0月，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歌场春色》上映，这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摄制的片上发声影片。

1932年

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上海的30余家中小电影公司均被迫停业。

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翌年3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

5月，《电声日报》创刊。该报创刊后随即举办“电影皇帝”评选，评选结果，“联华”主要演员金焰当选为“电影皇帝”。1934年1月，该报改名《电声周刊》，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成为3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电影公司纷纷摄制抗日题材影片，主要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故事片《战地历险记》、新闻纪录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第一集)、故事片《上海之战》、动画片《民族痛史》；联华影片公司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新闻纪录片《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动画片《血钱》；天一影片公司的有声新闻片《上海浩劫记》；惠民影片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暨南影片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影片公司的《中国铁军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等。这批影片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后，受到舆论的称赞。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电影公司发出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告”，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剧联”的影评小组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影评组织，它通过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欢迎影评工作者自由参加。影评小组先后在不少报刊上开辟了电影副刊作为影评阵地。

1933年

明星影片公司设立卡通科，“万氏兄弟”进入卡通科工作。

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出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金焰、沈西苓等31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2月，意大利在米兰市举行国际电影赛会，邀请中国选送影片参赛。经过电影检查会初选及复选，决定选送6部影片参赛，计有：“联华”的无声片《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野玫瑰》、《三个摩登女性》、《北平大观》，以及“明星”的有声片《自由之花》。这是中国最早参加的国际电影活动。

同月，《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揭晓，胡蝶以21334票当选为“电影皇后”。3月28日上海电影界假座大沪舞厅，举行“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大会向胡蝶颁发了“电影皇后证书”，并发行《电影皇后纪念册》。

同月，《电声日报》经过3个月筹备的“明星名片大选举”揭晓，当选“中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胡蝶，第二名为阮玲玉，第三名为金焰；当选“外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珍妮•盖诺，第二名为葛莱泰•嘉宝，第三名为麦•唐纳。

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行第一届全国国产影片评选大会，联华影片公司出品的《人道》获默片一等奖，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自由之花》获有声片一等奖。

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南京成立。

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立“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替代原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主管的“电影检查委员会”。

11月12日，在艺华公司摄制《烈焰》、《中国海的怒潮》等以反帝抗日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影片之际，国民党特务组织指使暴徒30多人以“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冲入艺华公司，进行打砸和破坏，此即中国电影史上的“艺华被捣毁事件”。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狂流》、《春蚕》上映。前者为第一部左翼电影；后者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是中国新文艺作品第一次搬上银幕。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三个摩登女性》上映，该片是左翼电影运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之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都会的早晨》、《小玩意》和《城市之夜》上映。

1934年

国民党特务机构以“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的名义向各报馆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恫吓各制片公司：“以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挑拨民族恶感的影片，对于社会病态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符合教育社会的旨趣。”《宣言》还警告各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沈西苓、楼适夷、许幸之等人的作品，“其担任导演者也应迅速辞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神女》上映。该片是中国无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连映60天，创当时最高卖座纪录。蝴蝶在片中一人饰演姐妹两个性格不同的角色。该片在营业上的成功挽救了明星公司的经济危机。

国民政府实业部派遣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为电影考察专员，赴日、美、英、法、德、意等国考察电影业。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共同组成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主持第二届国产影片比赛。评委会从10部参赛片中评选出《人生》为无声片第一名，《姊妹花》为有声片第一名。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连映84天，超过了《姊妹花》的卖座纪录。

迫于反动势力的压力，明星影片公司解除夏衍、钱杏邨和郑伯奇三人的“编剧顾问”职务。夏衍转移到电通影片公司。

12月，电通影片公司的创业作品《桃李劫》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声音作为艺术手段创作的有声影片。

1935年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大路》及《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后者为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2月21日～3月2日，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国派遣由周剑云、陶伯逊、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孙桂籍(翻译)共7人组成的代表团携片参展。参展影片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公司的《女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

中国影片《渔光曲》（导演蔡楚生）在莫斯学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 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3月8日，著名演员阮玲玉因婚姻生活的不幸，社会恶势力的迫害以及小报记者的诽谤，于三八妇女节前夕，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同月14日，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达30万人之多。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于1949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被确定为国歌。

7月16日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编导郑正秋因病逝世，终年47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郑正秋尽瘁影业，功在社会教育，特请中央准请褒奖和抚恤遗族”。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都市风光》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

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制作完成，该片由万氏兄弟绘制，明星影片公司出品。

1936年

1月，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人发起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要求：一、“坚持领土主权完整”、“收复失地”、“保护爱国运动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摄制电影自由”，同时提出四项主张：“全国电影界联合组织救国的统一战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二、撤废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三、用自己组织的力量，检查一切反大众化要求的影片的制作，并制裁一切直接间接有害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外影片的放映；四、动员整个电影界的力量，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的成立及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国防电影”（抗日）运动的新阶段。

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说：“前闻共产党密议，欲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之下，作卷土重来之计。果然不久，上海即有电影救国会之出现，不久又有文化救国会之产生”，又说各救国会的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翌日，欧阳予倩代表电影界救国会向报界发表声明，对《告国人书》中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辨正。

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携同夫人宝莲•高黛及宝莲的母亲亚尔泰•高黛访问上海。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陪客中有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卓别林还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演员韩兰根、刘继群等人。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根据“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之原则”，评选出1935年出品的“佳片”7部，各片名次如下：1.《凯歌》（艺华影业公司），2.《天伦》（联华影业公司），3.《母亲》（天一影片公司），4.《小天使》（联华影业公司），5.《长恨歌》（新华影业公司），6.《翡翠马》（明星影片公司），7.《船家女》（明星影片公司）。评委会还对当选影片的创作人员进行奖励，受奖者共65人。

艺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软性影片”代表作《化身姑娘》上映，受到左翼和进步的电影评论工作者的尖锐抨击。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新片《迷途的羔羊》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上映。影片以寓言式的故事，暗示人们团结起来，抵抗野兽的入侵。

1937年

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抗日题材影片《壮志凌云》上映。

1月，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赴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走私》等。

同月，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联华交响曲》上映。影片由8个小故事组成，“联华”大部分编导和演员都参加了这部“集锦片”的拍摄，

2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压岁钱》上映。

2月，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恐怖片”《夜半歌声》上映，创当时票房最高纪录。

4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十字街头》上映。

6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马路天使》上映。

由国民党中宣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评出1936年出品的“优胜片”6部，各片名次如下：1.《小玲子》（明星影片公司），2.《壮志凌云》（新华影业公司），3.《女权》（明星影片公司），4.《新婚大血案》（艺华影业公司），5.《母爱》（民新影业公司），6.《狼山喋血记》（联华影业公司）。

7月，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在上海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沈西苓、史东山、许幸之、司徒慧敏、应云卫、白杨、柯灵、金山等39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在该协会上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两个协会一致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

七七事变后，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参加了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该剧每天演出日夜两场，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战争爆发才告停止。

8月，日本在被其占领的长春建立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满映”至1939年全部建成，为其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其主要管理和创作人员均为日本人，以后又吸收了一些中国职员。满映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开始时主要拍摄宣传日本侵略政策的电影。从1937至1945年，满映共拍摄了200余部为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故事片及大量纪录片。

9月，上海电影工作者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白杨、吴茵、周曼华、龚稼农、等34人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先后赴成都、重庆演出救亡话剧，经费由夏云瑚筹集。

10月17日，上海电影界救亡协会成立。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其它外国租界里继续生产的中国电影被称为“孤岛电影”。孤岛电影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区而结束。在此期间，“孤岛”地区共成立了20多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250余部影片，形成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之后又一次商业电影的热潮。

中央电影制片场摄制了科教片《农人之春》。该片于翌年在布鲁塞尔科教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科教片奖。

1938年

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满映在北平成立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控制华北电影发行，并拍摄了为日军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短纪录片。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汉口建立（简称“中制”）。该制片厂的前身为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所属的“汉口摄影场”，重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后改归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许多抗日救亡演出队中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被调入该厂。该厂的建立是基于抗战需要进行的军事机构调整，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电影制片机构，并附设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及10个放映队。

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题材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上映。这是第一批集中出现的抗日题材的故事片。

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习称“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机构。

同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因武汉濒于沦陷，迁往重庆，并进一步吸收了大量进步电影工作者作为创作力量。

中央电影摄影场迁往重庆，并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规模仅次于“中制”的电影制作机构。

蔡楚生等导演在香港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正气歌》等粤语抗日题材影片。

1939年

上海华成影片公司出品《木兰从军》，连映85天。这是“孤岛”电影借古喻今，鼓舞人民抗日精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大晚报》刊登14位影评人联合署名文章，推荐《木兰从军》。

延安电影团摄制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了《孤城喋血》、《中华儿女》等抗战电影。

中国电影制片厂继续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等抗日电影。

日伪在南京成立中华电影公司。该公司由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南京汪伪集团共同投资，主要为垄断华中、华南敌占区的影片发行，并摄制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的新闻纪录片。

日伪以“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在北平建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任务仍为垄断华北地区的电影发行，并摄制侵华宣传影片。

上海新华、华新、华成三家电影制片公司合并改组为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简称“国联”），由张善琨担任总经理，其后摄制了一批重要作品。

1940年

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8部抗日题材故事片及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

上海“孤岛”电影中出现的《梁红玉》、《苏武牧羊》、《岳飞尽忠报国》、《西施》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上海民华影片公司在“孤岛”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孔夫子》在金城大戏院上映，同时并编辑出版《孔夫子》特刊一本。

汪伪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并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

1941年

表现忍辱负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巨片《西施》上映。该片由此前成立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

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家》(上、下集)上映。该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张善琨、卜万苍、王次龙、徐欣夫、方沛霖、杨小仲、岳枫、李萍倩、吴永刚和陈翼青10名导演联合执导，公司中的著名影星陈云裳、顾兰君，陈燕燕、袁美云、梅熹、刘琼、王引等全部参加了演出。

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片长80分钟）问世。该片由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万氏兄弟主持制作。

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电影结束。

1942年

4月，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操纵下，新华、华成等12家中国电影公司实行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此前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投资。公司董事长为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日），经理张善琨。“中联”至1943年结束，共摄制影片50余部，大多为爱情伦理片。

八路军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南泥湾》等纪录片。

《小老虎》、《故乡烽火》、《民族的吼声》等一批粤语抗日题材影片在香港问世。此后，随着香港沦陷，香港影坛也陷于沉寂。

Ⅹ 由夏衍改编剧本的是哪部电影

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包括《林家铺子》、《狂流》、《祝福》、《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春蚕》、《狂流》等，其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

《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左翼影片”，无声故事片。《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这是夏衍将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最大程度体现了改编者的意图，是现实主义力作，奠定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出色的改编新文学作品的杰出作家的地位。

(10)电影狂流主题扩展阅读：

夏衍，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者。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作为剧作家和电影人的夏衍，一生创作了好几个热门IP，有的搬上舞台，有的搬上银幕。《上海屋檐下》，是他当年一炮走红的第一个大IP。

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得可以听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客们的心境。

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