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生在哪个时期

A.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新中国文艺界有什么不良影响

《武训传》的批判，对新中国文艺界的电影产量有很大的影响，使文艺工作者在拍电影的问题上畏手畏脚，对电影制作团队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武训传》批判运动初期，赵丹每天在外面开完大会小会受够了气，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国铺天盖地的讨伐向他压来，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长达五年，赵丹没有资格上戏，下放基层改造，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

1955年，他终于有机会在电影《为了和平》中出演进步教授，自己给自己定下框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要有阶级的内容，结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满意的电影。

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

夏衍这样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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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末文艺界迎来了复苏，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80岁的上海代表孙瑜，与济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钊重逢，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训传》复映，哪怕是小规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没实现。

赵丹在临终卧床时，还念叨着“武训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遗憾的是，六十年来，尽管《武训传》被反复讨论，很少有人关注赵丹在片中的演技。这部电影政治意义之重大，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艺术价值。

B. 《武训传》在当时为什么被批判批判者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批判缘由：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电影《武训传》上映于1951年初。它描写和歌颂了清末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

《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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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武训传》是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周伯勋、张翼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该影片于1950年公映。

影片讲述了武训“行乞兴学”的感人故事。1950年由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C. 电影武训转事件始末以及相关评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时已有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这场民族悲剧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维定势，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使他们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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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第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

D.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名词解释

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于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的上映，毛泽东观看后认为其具有“重大政治问题”，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将其定性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的发动思想投降”，随后，一场大规模地批判运动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开创了以讨论为名，实际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形成了此后一系列思想与政治批判的模式。同时继续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损害了党内民主，加深了毛泽东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偏见，为随后开展的对陶行知的重新评价铺平了道路

E. 五十年代三次文艺批判运动的时间和大致内容

1950年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争论和文艺批判运动；
1954年到1955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这是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F. 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在解放初的哪一年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首次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

G. 建国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批判运动是哪些

建国初期,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先后开展的三次思想批判运动,
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以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我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