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老演员蓝马简介

❶ 谁能说出中国三、四十年代著名导演、演员

记得有个叫冯喆的,演员

❷ 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早期著名电影演员石挥的演艺生涯和他的代表作吗

石挥：中国电影、话剧演员、电影导演。1937年到上海后，先后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演出团体，演出过《家》、《大雷雨》等十多部重要剧目。还写过话剧剧本《云南起义》，导演过《福尔摩斯》等话剧，被人们誉为"话剧皇帝"。1941年进入电影界，第一部影片是在金星影片公司拍摄的《乱世风光》中任主要角色。1947年到1951年石挥在文华影片公司工作。主演了12部影片，导演了3部影片，《我这一辈子》是他根据老舍的原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此片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石毓涛别名：石挥国籍：中国出生地：天津出生日期：1915年逝世日期：1957年职业：电影、话剧演员 电影导演经纪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代表作品：《我这一辈子》《家》《大雷雨》《云南起义》《福尔摩斯》主要成就：1942年石挥被评为“话剧皇帝”。
1979年授予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
石挥(石毓涛)，"津门八大家"之一石家第二门正廉堂后代,生于杨柳青，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以后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断续上了两年初中，后因其父失业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后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四十年代初，参演了30多个剧目，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更是令人叫绝。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 ”。
参与影片： 情长谊深 （1957） 宋景诗 （1955） 天仙配 （1955） 鸡毛信 （1954） 美国之窗 （1952） 关连长 （1951） 姊姊妹妹站起来（1951） 腐蚀 （1950） 太平春 （1950） 我这一辈子 （1950） 哀乐中年 （1949）
母亲（1949） 艳阳天（1948） （1948） 夜店 （1948） 假凤虚凰 （1947） 太太万岁 （1947） 乱世风光 （1941） 世界儿女 （1941）

❸ 60年代22大电影明星之外，还有哪些演员让你难以忘怀呢

我们先来看看60年代22大电影明星都是谁？1962年，文化部评选出了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他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后进入上影厂)。

我们再看看这个时代的、很多令人难忘的电影好了，想起这些经典的电影了，自然就想起那些演员了，我们一起回忆吧？

整个60年代呀，应该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火红的年代了，也是我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了，我们从上面不是22大明星出演的片子中再勾画出最喜爱的二十二部吧？

除处之外，还有邓大人李默然，李向阳郭振清，高传宝朱龙广，阿诗玛杨丽坤，刘三姐黄婉秋，林黛玉王文娟，李政委冯喆，杨子荣王润生，侦查连张勇手，三进三城梁音，丁汝昌浦克，孙喜旺仲星火，程疯子于是之，马尾巴葛存壮，龟田队长方华，汤司令刘江，参谋长陈述，实力派的李仁堂、浦克，还有不老松的牛犇，美了一辈子的向梅。

❹ 蓝马的简介

曾主演话剧《李秀成之死》、《升官图》和电影《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等。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兼话剧团团长、艺术指导，中国文联第一届委员，中国影协、中国剧协第一届理事。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主演话剧《曝光照耀莫斯科》等。在话剧《万水千山》中饰李有国，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表演一等奖。 蓝马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蓝马1950～1956年，曾演出《控诉》、《三八线上》、《首战平型关》等剧。
蓝马(1956-)，1956年生于四川。1986年与杨黎、周伦佑等创建了著名的《非非》，非非主义诗歌流派对现代诗歌影响至深。非非代表诗人主要有杨黎、蓝马、周伦佑、吉木狼格、何小竹、刘涛、小安……

❺ 老电影《万水千山》简介

永远的红飘带
——“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观电影《万水千山》有感

从电影院出来，我的脚步缓慢而沉重，心潮像起伏的波浪，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刚刚学过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我们暂且不说红军在这其间遭遇敌人的一次次围、追、堵、截，单说走过的行程就足以让世人瞩目。据美国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平均每天行军70华里……试想：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这能说不是奇迹吗？我的眼睛湿润了，心儿早已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长征路上——

遵义城里，中央召开会议，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军民激动万分，同声高呼：“红军得救了，革命得救了……”。于是，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声东击西，放弃遵义再回收遵义，获得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大胜利。之后，红军四渡赤水，运动歼敌，终于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战局。当敌人总指挥穷凶恶极地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渡江七天了。接着，红军又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战胜了天险大渡河，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挖草根……这支英雄的部队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终于到达陕北胜利大会师。至此，伟大的长征越过万水千山彻底胜利了！

正如百战疆场的老将军——张爱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回首向来风雨路，万里长征任疾驰……长征取得的胜利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也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让这种精神薪火相传，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电影《万水千山》以她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就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无畏精神的象征！
http://www.pep.com.cn/200503/ca672642.htm

http://..com/question/4685327.html

❻ 弗朗兹·马尔克蓝马的简介

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是画家威廉·马尔克和苏菲（生于Maurice）的儿子。他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度过短暂的大学时期之后（1900年到1903年），于1904年在慕尼黑Kaulbach大街开设了他的第一个画室。
弗兰茨·马尔克于1910年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作为慕尼黑新艺术家同盟的成员，他结识了瓦西里·康定斯基，雅夫伦斯基，奥古斯特·马克和加布里勒·曼特。在第三次新艺术家联盟的展览中评委否定了康定斯基的几乎完全抽象的《构图，5号》，他，康定斯基和曼特因此退出了艺术家联盟，并于1911年12月18日在慕尼黑Thannhauser美术馆举办了新成立的艺术家团体“蓝骑士”的首次画展。同样是在1911年他在伦敦和画家玛丽亚·弗朗克结婚。1912年马尔克和康定斯基一起发行了《蓝骑士年鉴》。同年蓝骑士在柏林《暴风雨》杂志社画廊举行画展庆祝其巨大成功。这个艺术团体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内在的和一个外在的现实经历，应当通过艺术来巩固它。这个团体从1911到1914年的作品是整个20世纪的现代艺术的探索者。
1914年他在湖滨考哈尔购买了一栋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马尔克起初对战争充满热情，作为后备军人上了前线。被晋升为中尉的弗兰茨·马尔克于1916年3月4日在一次榴弹炮轰击中在凡尔登捐躯。直到1917年他的遗体才被运回湖滨考哈尔并在那里被安葬。
马尔克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对事物外貌的摹写上，而应该深入内部，努力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内部的客观精神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艺术应当表现“人们眼睛所见到的背后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马尔克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他认为：“那属于动物生命的纯洁的感觉激起了存在于我的那些善良的东西。”马、鹿、虎、狍子……这些动物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和活力，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得世界更为平和融洽。1911年，马尔克的重要作品《蓝马》问世。在这件作品中，他以鲜艳明确的色彩和起伏有致的曲线营造出一个宁静感人的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以大片蓝色构成的三匹马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低着头，闭着眼，从温暖绚丽的背景中突起，安详而温和地吸引着观众的视线。马的轮廊线是曲折委婉的，它们与弧形的山丘、飘移的云彩及植物的枝枝叶叶融为一体，创造出某种引人入胜的形体节奏。画面的色彩明丽灿烂，大面积的蓝色在红、黄、绿的簇拥下显得高贵沉静而又生气勃勃。在这里，“形”固然还客观存在着，但又在大胆恣意的颜色和平面性的涂绘中被弱化了，熟悉的形象悄悄隐去身形，湮没在色彩组构的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马尔克的色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蓝色传达了男性的气概，坚强而充满活力；黄色意味着女性的气质，宁静温和性感；绿色表示这二者间的协调一致；而红色则是沉重和暴力的象征。这四种颜色在《蓝马》中有机地分布着，折射出他对世界精神实质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曾有人这样说，马尔克“带着牛羊和几本好书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他籍各种动物，尤其是马和鹿创造出许多生动明快、不受约束的动人画面。在《蓝马》中，动物被自然同化，与自然相融，成为相依相伴的整体。而《马厩》(1913—14)中，动物则被肢解成五光十色的块面，发射出眩目的灿烂光辉。这种半透明的结晶体显示出马尔克对抽象的探索。他的晚期作品，如《战争的形式》(1914)，则完全展示了形与形、色与色之间的相互抗衡，及由这种抗衡而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张力。这时他几乎已走向了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马尔克的艺术观，一如他在青骑士年鉴第二版前言中所宣称的：“我们深切爱好这样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自生自长，不依赖于习俗的扶持。当我们在因袭的表壳之中看到一条裂缝，我们就予以注意，因为我们希望底下的一股力量，有一天会显露出来。”(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32页。)

❼ 中国电影百年的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

2005年，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为庆祝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表彰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表演艺术家，进行了“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的评选活动。学会邀请了100位国内知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电影教育家和制片人担任评委，从一百年间所有参与拍摄过电影的演员中选出100位佼佼者，可以认作中国电影百年间成千上万优秀演员的代表。
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名单（分时期，以姓氏笔画为序）
1905年—1949年：（35人）
上官云珠、于洋、于蓝、王人美、王丹凤、冯喆、田方、白杨、石挥、刘琼、孙道临、阮玲玉、吴茵、吴楚帆、张平、张瑞芳、李纬、陈强、周璇、金山、金焰、胡蝶、赵丹、项堃、秦怡、袁牧之、陶金、黄宗英、舒适、舒绣文、谢添、蓝马、鲍芳、黎莉莉、魏鹤龄
1949年—1976年：（34人）
于是之、王心刚、王玉梅、王晓棠、王馥莉、卢燕、归亚蕾、田华、仲星火、刘晓庆、成龙、张良、张瑜、张艾嘉、李小龙、李仁堂、李默然、杨在葆、周润发、庞学勤、林青霞、郎雄、柯俊雄、祝希娟、赵子岳、赵丽蓉、唐国强、夏梦、秦汉、郭振清、陶玉玲、崔嵬、谢芳、潘虹
1976年—2004年：（31人）
王志文、王铁成、宁静、刘佩琦、刘德华、吕丽萍、巩俐、朱旭、宋春丽、张丰毅、张国荣、张曼玉、李连杰、李保田、李雪健、陈冲、陈佩斯、陈宝国、陈道明、周星驰、郑振瑶、姜文、奚美娟、梁家辉、梁朝伟、梅艳芳、章子怡、斯琴高娃、葛优、蒋雯丽、濮存昕

❽ 上官云珠一一“事在人为”的悲哀与困惑

上官云珠上海四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

她的一生如同天上一颗美丽而孤独的星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丝泪痕….…

她曾经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她经是电影上一个熠熠发光的美人儿。

上官云珠在上海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不过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一分汗水换一个成就。

命运曾经对她如此的厚爱，她如同初生的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天空。

上官云珠不由舒心地笑了，事在人为是绝对的真理。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自己肯吃苦受累，命运一定会向她张开双臂.……

只不过，命运有时也会对她开玩笑。

曾几何时，天地巨变，金屋败瓦，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上官云珠困惑地看着这一切，她不明白为什么“事在人为”吃不开了。

于是在那个阴沉的黑夜，她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天空惨淡无泪……

不久之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上官云珠了。

她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1920年出生于江苏江阴。

韦均荦的家境并不富贵，她在家中排行老五。

小家碧玉的韦均荦长相甜美，巧目盼兮….…

那时候的江阴城内都知道韦家有个天仙似的小姑娘。

在苏州求学的韦均荦，在她哥哥的介绍下认识了哥哥的同学张大炎。

张大炎是她同乡的一个富家子弟，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她所就读的学校做老师。

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张大炎，在学校颇受学生的尊敬与喜欢。

张大炎在讲课中爱上这个娇若如兰的韦均荦，他愿意等待心上人长大的那一刻.……

张大炎身上那股富家公子气质也深深地吸引着从小在清贫家庭长大的韦均荦，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

张大炎对心爱的姑娘照顾有加，两个年轻漂亮的人儿，一来二去，就此对上眼了。

和张大炎在一起不久后，韦均荦便有了身孕。

未婚先孕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张大炎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决定迎娶才十六岁的韦均荦。

可是门名望族张不同意这门亲事，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孩未婚先孕，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女人。

可是，张大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要娶韦均荦，张家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答应了他。

十六岁的韦均荦退学结婚了，过上了她少奶奶生活。

婚后没多久，上官云珠就生下了儿子张其坚。

可是，张家人始终都不待见她，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是个“狐媚子”。

幸好那时候的张大炎对她一往情深。

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道，儿子张其坚出生一年多后，抗战爆发了，为了躲避战乱，韦均荦随着婆家辗转到了上海。

在上海张大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教员的工作，但是薪水微薄，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还是有点困难。

为了能够减轻丈夫的负担，韦均荦在何氏照相馆做了店员。

那时候的韦均荦只想做个贤妻良母。

照相馆老板何佐民十分器重韦均荦，那是因为她有着姣好的容貌，落落大方的气质，江南女子的乖巧秀美。

精明的何老板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商机。

韦均荦上班的第一天，何老板就为她买了很多时尚好看的衣服，还为她拍摄很多娇媚美丽的照片放在橱窗里，作为店里的招牌。

单纯的韦均荦只是觉得何老板人很好，这时候的她心中只有丈夫儿子。

不过天生丽质难自弃，红粉佳人人皆羡。

韦均荦的美貌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观看本人，照相馆的生意也随之火热起来。

原来美貌也可以成为赚钱的资本呀！

韦均荦开始意识到自己美丽的重要性，她明白了要想走得更高更远，打扮好自己很重要，这样才能蓬荜生辉。

韦均荦在大上海学到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学会打扮自己。

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不见了，这让她的丈夫张大炎感到惶恐不安。

要知道这大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

张大炎开始烦躁，开始郁闷……

可他没有和妻子说，只是一个人苦恼着……

无疑韦均荦的美貌为她带来了很多好处。

老板何佐民每次出席重要宴会与聚会，都会带韦均荦，而韦均荦也是因为何佐民才得以踏上电影界。

随着何氏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当时的电影明星也来此拍照了。

“拍电影，当明星，多美好。”

19岁的韦均荦迷上了拍电影，她向当时的“袖珍小生”顾也鲁请教如何拍电影。

“韦小姐，你先把国语学好吧。”

顾也鲁亲切地说道……

“原来拍电影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可是韦家人的脾气是定下来的事就必须要做到。

执着的韦均荦在何佐民的帮助下，报了一所表演培训班，只要得空，她便会拼命学习囯语和表演知识。

如此努力勤奋的她因为表现出众进入了新华影视公司的培训班。

在这里，公司老板张善琨看上了她，并决定让她在电影《王老虎抢亲》中出演女主角。

那部电影的导演嫌韦均荦名字太俗，还为她取了个艺名“上官云珠”。

韦均荦，不，上官云珠高兴级了，她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实现得如此快。

张善琨很快就利用新闻媒体资源，在开机前举行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官云珠穿着靓丽的旗袍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由于张善琨的积极炒作，上海市民从报纸上得知了上官云珠的名字，21岁的她一夜成名。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张善琨捧上官云珠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要她做女主，而是因为当时他和女明星童月娟因片酬发生矛盾。

张善琨灵机一动，选择了上官云珠，以压制童月娟。

后来张童俩人和好以后，上官云珠便被换下来了。

而换人的理由是上官云珠什么也不会，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木头美人。

紧跟着媒体便又用“ 虚有其表，绣花枕头一包草” 来嘲笑上官云珠。

涉世未深的上官云珠就这样被人给耍了，她悲伤地躲在被窝里大哭一场。

张大炎见妻子如此的悲伤，感到既心疼又安慰，他觉得妻子经过此劫，一定会知难而退。

可惜的是，张大炎太不了解自己妻子的脾气了。

经过此次打击，反而坚定了上官云珠要当明星的决定。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这口戏饭我吃定了！”

上官云珠的丈夫和父母反对她做演员，可是上官云珠却清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丈夫怎么反对，她都下定决心了。

夫妻二人的矛盾越发严重，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

最后二人在1943年离婚，张大炎带着儿子张其坚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江苏老家。

离婚后的上官云珠除了每天钻研演技，就是把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精心包装自己。

其实在上官云珠还未与张大炎离婚之时，她便结识了在上海话剧界很有名望的大才子姚克。

姚克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世家公子哥，他与鲁迅先生交往很是密切。

后来鲁迅病逝后，由生前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子来抬棺，姚克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当时的姚克也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是位美国人。

不过上官云珠对此却丝毫不介意，她还是不管不顾和姚克谈恋爱了。

最后姚克和美国妻子离了婚，他的妻子一个人回到了美国。

1944年，上官云珠与姚克在上海登记结婚。

不可否认，上官云珠嫁给姚克是有其功利性的，她需要姚克为自己出谋划策，她明白姚克对自己事业的重要。

当然了，这场婚姻里除了功利，还有爱情，只是塾轻塾重，恐怕上官云珠也说不清楚。

婚后在姚克的帮助下，上官云珠得到了很多她想要的东西，富贵、名声以及上层社交。

平民出身的上官云珠也踏入了上流社会，她和很多名流作家演员平起平坐。

自从与姚克结婚后，上官云珠过上了真正的阔太生活。

上官云珠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旗袍，以及搭配旗袍的羊绒披肩、短袖披肩和手袋，还有梳妆台上一管管色号不同的口红和香水。

不过这种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她放慢事业的脚步。

不久之后，上官云珠为姚克生下了一个女儿。

姚克很爱这个女儿，他为爱女取名姚姚。

姚克希望作为母亲的妻子能够安下心，在家里面抚养女儿到5岁，再出去工作。

可是上官云珠不是传统女性，她的心在银幕上，而不在家里头。

姚克虽然留过洋，但骨子里是传统的，他对妻子的不满在增加。

1946年，当上官云珠去北方演出时，姚克爱上了一个富家小姐。

上官云珠得知后，大哭大闹，心灰意冷。

倔犟的上官云珠立即与姚克离婚了，和第一段感情一样，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姚克虽然移情别恋，但他不想离婚，他爱女儿，但上官云珠已经绝了情。

悲愤不已的上官云珠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离开了姚克。

姚克此生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姚姚。

思想自由的姚克在解放前夕离开上海去了香港，1968年又携全家定居美国。

姚克在临走前曾想带姚姚去香港，可是上官云珠誓死保卫她的胜利果实，由此断送了女儿一生的前途与性命。

婚姻失败的上官云珠在离婚后迎来了她的事业高峰，然而这一次事业高峰也是由男人带来的。

上官云珠与姚克离婚后，没有了丈夫帮助的她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

不过上天毕竟待上官云珠不薄，她在不久后遇到了另一个贵人蓝马，她的事业就此走上了新的高峰。

蓝马是一位资深的男演员，他外表豪放并且演技精湛。

上官云珠与蓝马合作了一部话剧后，二人便相恋了，在蓝马的帮助下上官云珠的演技更上一层楼，蓝马还努力为她争取拍电影的机会。

在蓝马的帮助下，上官云珠出演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脍炙人口的电影，自此以后，上官云珠成功跻身为上海当红一线女星。

不出别人所料，这对恋人同居了。

可是不久以后，上官云珠与蓝马的感情又产生了矛盾。

上官云珠喜欢精致的小资情调，而蓝马则比较随意，他们两人在生活中经常吵架，拍戏时也常常会吵架。

“上官，我是单身惯了的人，我们分手吧！”

上官云珠与蓝马也没有走到一起……

纵观上官云珠的每一段恋情都只维持了三四年的时光，最后都是以不同的理由分道扬镳。

这是为什么呢？

上官云珠与蓝马尚未分手之时，又一位令上官云珠心仪的男子走入了她的生活。

风度儒雅的剧院经理程述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出现改变了上官云珠的生活。

这位男子风度翩翩，斯文儒雅，习惯穿燕尾服打领带，知书达理又有学问。

上官云珠觉得此人可托付终身……

蓝马识相地退出了，上官云珠如愿以偿。

1951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上官云珠来说，程述尧是最适合她的男人。

程述尧为人很善良，他对上官的女儿姚姚很好，完全是视若己出，即使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灯灯（后跟随母亲姓改为韦然），依旧很疼爱姚姚。

“我们现在要疼爱灯灯，更要疼爱姚姚！”

程述尧抱着姚姚亲妮着笑着说。

姚姚把程述尧当成亲生父亲，他们父女是如此的合拍。

上官云珠对姚姚很严厉，姚姚怕死妈妈了，但她愿意与程爸爸亲近。

上官与程述尧婚后非常的幸福，他们一家人相处和谐。

这时候的上官云珠春风得意，万事如意。

可是上天爷又给她开了个大玩笑………

在三反五反中，程述尧被告发贪污剧院款项。

老实的程述尧经不住日夜逼供，他无奈地选择了招供。

单纯的程述尧只想早点回家休息。

可是如此一来，程述尧便坐实了贪污犯的罪名，为此丢失了兰心大剧院的经理一职。

当时的上官云珠知道时代变了，她正努力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自己的丈夫却成了贱民。

上官云珠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她不能为了一个好男人影响了前程。

起初程述尧根本不同意离婚，他挽留了许久，甚至是哀求。

周围人也来劝说上官好好想一想，可上官云珠只想要好好拍戏。

1953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离婚了，当时只有一岁的儿子韦然给程述尧抚养。

程述尧后来又和上海著名交际花吴嫣结了婚。

戏比天大，事在人为，无所顾忌。

在上官云珠的心里永远只有戏，她为了拍戏能够舍弃一切。

只是当时的上官云珠没有想到，程述尧会有平反的那一天。

此时的她什么都不想，她是如此的要强，赤脚才要赶上形势….…

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紧跟形势，努力改造。

以前喜欢的旗袍、香水，首饰都以扔进了垃圾桶，上官云珠准备脱胎换骨，顺应当前形势的发展。

与程述尧离婚后，上官云珠与演员贺路住到了一起。

这是上官的第五次婚姻，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婚姻。

上官云珠因为复杂的情感关系，被认为有生活作风问题，于是被组织禁演五年，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上官云珠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她依然相信“事在人为”。

只要听话，肯吃苦，就能时来运转。

在没有戏演的时候，上官云珠去灾区筹款义演。

只要还在舞台上，那就不能放过每一个机会。

就这样，上官云珠每天都在义演，甚至连吃住都在舞台上，一连演出了一百三十一场的上官昏倒在了舞台上。

勤奋隐忍到底换来了希望……

1955年，上影厂准备开拍《南岛风云》，和上官感情深厚的黄宗英想起了还在坐冷板凳的上官，极力推荐了她。

上官很珍惜这次机会，在外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上官云珠成功地通过这部电影改变了自己的戏路，完成了脱胎换骨地转型。

昔日银幕娇滴滴的大美人不见了，一位雄纠纠气昂昂的女共产党员出现了。

上官云珠是天生的演员，这是她的幸运，亦是她的悲哀。

这一次演出让上官云珠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

毛主席曾经在一年中七次接见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她又成了万人嘱目的大明星。

看来这“事在人为”的确错不了….…

有了成绩的上官云珠更加坚定了决心，她下农村，做苦力，吃粗粮。

疲劳过度的上官云珠吐血了，可要强的她从不在人前示弱。

可惜的是，她不知道，人们关心不是她的今天，而是她的过去。

上官云珠最大的悲剧在于她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她的种种努力在有些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短暂的光彩过后，上官云珠又沉寂了。

心情不畅的上官云珠患上了乳腺癌，后来又查出了脑肿瘤。

躺在病床上的她想的依然是戏……

“只要让我再上一次银幕，我死也甘心！”

不会再有机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上官云珠的过去成了她的罪状，她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凌辱。

上官云珠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被调查了，她遭到了严重的批判。

在被调查期间，相关调查组不顾上官云珠的疾病，对她进行批斗、审讯、毒打。

不仅如此，连女儿姚姚也贴了大字报，声明与母亲划清界限。

一切都完了！

1968年，经受不住皮鞭辱骂的上官云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上官云珠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她不解地看着这个世界，她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难道是我努力得还不够，为什么我总也改造不好呢？”

视戏如生命的她无力再想了，疲惫不堪地她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泪水，一串串泪水，呜咽着，哭泣着….…

身体虚弱地上官云珠低声说道一一

“姚姚，我的宝贝，你好自为之吧！”

一阵微风吹过，阳台上己不见人影……

据说上官云珠在自尽前，曾经见过女儿一面，让她有机会就去香港找爸爸。

可是上官云珠不知道，女儿姚姚也与她一样，死于非命！

上官云珠跳楼的第二天，卖蔬菜的人发现了她，他没有吃惊，因为已经习惯了。

路上行人匆匆，谁也不去关心，他们也习惯了。

一个名人的离去没有引起任何风波。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自顾不上，谁还记得曾经耀眼的她。

一个人在时代的旋窝中是如此的渺小……

上官云珠死后，没有留下骨灰，她如一阵烟，消失殆尽。

这“事在人为”真是让人难懂啊！

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生长恨水长东。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㚥）：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❾ 向上官云珠的经历有研究的大侠请教

上官云珠之死
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在2006年底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母亲上官云珠：不尽往事红尘里。配了一些照片，转贴如下：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上官云珠（1920—1968）
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