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电影顾映秋演员

❶ 中国数学历史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网络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❷ 顾映秋的慧眼力荐熊庆来

顾映秋除了捐资修建云南大学映秋院，她向龙云力荐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执教，更值一提。
龙云曾公开的对记者说：“大学是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场所。”多方物色均不中意。这时，顾映秋和省建设厅长张邦翰向龙云力荐熊庆来。顾是龙的爱妻，张是龙的同乡和助手，而且二人所举的理由十分充足：顾在北平读书时常去清华访熊，对熊比较了解；张与熊是留法同学；熊是云南人，既有学问，又先后在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筹办过算学系，有办大学的经验，更主要是有愿为桑梓贡献力量的感情和愿望；又是无党派人士，且为留法学者（当时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亲法是龙的治省方针），各项条件都非常适合。经反复考虑，龙云终于决定去劝说熊庆来。真难为这位有胆识的顾映秋女士，既是“伯乐”，又当“红娘”，硬是将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结合在一起。熊庆来深知办大学不易，提出增加办学经费和将云大改省立为国立为应聘条件，龙云都应允并很快做到了。但清华不放。熊庆来后来说：“我来云南大学，但清华不放，我是以请假的名义来的。”熊校长果然不凡，短短几年将云南大学建设成为在中国和世界都很有地位的一所综合大学。

❸ 袁晓岑的其他相关

袁晓岑：当代中国花鸟画的铺路者
一部近现代中国绘画史就是一条艺术探索之路，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就是如雷贯耳的铺路者。著名美术评论家鲁慕迅1995年在《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作品展》画集代序中总结道：以齐白石、林风眠、潘天寿同期或稍后活动于中国花鸟画坛的还有郭味蕖、李苦禅、朱屺瞻、吴作人、王雪涛、田世光、袁晓岑、郑乃珖等名家，代表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以后中国花鸟画的不同画风和画派，他们也是当代中国花鸟画的铺路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彰显我国近现代绘画艺术成就，为海内外这些绘画大师陆续出版专集。当代写意孔雀画创始人、当代中国花鸟画铺路者袁晓岑专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袁晓岑》也问世了。
最初那一掬土取自故乡
关于故乡那个偏僻的独家村，年届90的袁先生这样深情描述：
“予1915年生于贵州普定县半耕半读之家，家有房屋数间，薄田数丘，自耕自食，但山林广阔，环境幽深，其时山花野卉四时不绝，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喜鹊、画眉时到檐边篱下，山鸡野猪不时亦可捕到，景色优美，得天独厚。白日听坠石之声，便见岩羊于山顶格斗；夜间见有犬夺门而入，便听到豹子在林间吼叫，住家周围地名有蟒蛇洞、老熊洞、老虎咬牛、豹槛丫口，顾名思义，其神奇当可知也。家中又养着牛、马，予时用木炭画飞禽走兽，用粘土捏小牛、小马，自得其乐，宛如童话世界。”
9岁入沙家马场小学的袁晓岑，一边学习，一边帮父亲放牛放马，还一边为同学画窗心纸，逢年过节将自己的绘画作品送给老师和同学。校长特别钟爱这个天资聪慧的学生。
1930年，袁晓岑在贵阳省立师范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之余，因了崇拜当时活跃于贵阳画坛的名画家景小楠，跨出校门，结识了“选文斋”裱画店的老板梁选文。利用这个机会，他反复临摹景小楠先生的作品，画技如黔灵山上的春笋节节升高。在此基础上，他研读了许多美术理论书籍，潜入中国画的渊源脉络。这种研习痴迷到用省下的伙食钱，换来一本本《芥子园画谱》时，饥肠辘辘的他竟兴奋得如获至宝。他从此师法南齐谢赫的“六法”理论，由传统工笔走墨，苦练中国画笔墨功，为后来的写意花鸟画打下了坚实的技法基础。其间，偶有卖画收入，便于假日与梁选文结伴而行，足迹遍及贵阳的灵山秀水、古寺名刹。至今他还记得黄果树瀑布观瀑亭那副楹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岩似火何须薪助焰自高。”名匾、名联、名碑词滋润了他古典文学的素养。
云南的红土地给了他另一掬土
1935年，20岁的袁晓岑只身来昆明，考取了国立云南大学，却因入学条件过严，尚无高中文凭的袁晓岑毅然插班昆华中学。因为他深知“才如湖海文始状，腹有读书气自华”，绘画要成大器，必须深厚自己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素养。
在一个名叫黄禅侠的画店店主那里，他认识了由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等20世纪革新中国画的先驱所创立的岭南画派。当抗日烽火烧遍大江南北，北大、清华等大学纷纷南迁至昆明，大批名人志士云集春城时，袁晓岑获得高中文凭，再度考入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云南大学汇集的一批著名学者教授，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引导着袁晓岑。
袁晓岑在学习岭南派画风和中国传统的“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上身体力行。在画作中注重表现形神、表现灵性，使自己的画艺得以突飞猛进，所以1938年首次在昆明举办个人画展，便赢得书画界前辈及社会名流的称赞，百余件作品销售一空。这次成功不仅使23岁的袁晓岑享誉云南画坛，也坚定了他师承并光大岭南画派的决心。
大师为他添一掬土
1941年，海外漫游归来的徐悲鸿先生来到云南大学映秋院，爱才如子的熊庆来校长将袁晓岑引荐给大师。年长袁晓岑20岁的大师指着他的水墨画马幽默地说：“你画的是中国马，我画的是西洋马。”大师给他许多速写，要求他多画速写，注意实物写生，把握轮廓线条与光影关系，画出马的雕塑感。大师的谆谆教导，使年轻的袁晓岑受益匪浅，决心像大师一样特立独行，辟一代画风。之后，他创作的每一幅作品，大师都亲自点评，并在点评中介绍了罗丹、巴里、蓬蓬、鲁德等法国著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在大师加深他对岭南画派的理解中，他亦加重研习法国雕塑作品，反复揣摩中西雕塑艺术的异同，为他日后的雕塑创作夯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8年，袁晓岑在昆明以卖画为生，一边求学，一边进行绘画和雕塑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给了他一片沃土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袁晓岑也迎来了一个艺术创作的春天。1951年，袁晓岑创作的国画《孔雀》和《小鸭》在全国第一届画展获得好评。1954年，他的雕塑《母女学文化》、《牧羊女》、《庆丰收》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各大报刊相继发表评论。1959年，《母女学文化》入选前苏联主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期间，他与中央美院一批著名雕塑家合作完成了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民族团结大型浮雕。1964年，著名美学家、美术评论家王朝闻盛赞袁晓岑的雕塑，并推荐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袁晓岑个人雕塑展，几十件极富个人风格和民族地域特色的作品，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等大报交口赞誉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举办个人作品展的雕塑家。
“十年浩劫”中，视艺术为生命的袁晓岑，以惊人的毅力投入花鸟画创作。其写意孔雀独树一帜，确立了写意孔雀画的代表地位。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倡议，中国画研究院调集黄永玉等国画家为北京饭店作画，袁晓岑名列其中。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袁晓岑的100余件国画、雕塑精品相继问世。1993年《袁晓岑国画雕塑集》出版时，回顾接触岭南画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包括以较多精力投入雕塑的20年，他终于在70年代走出了岭南画派，形成了独特画风，在中国画坛自成一家。特别是雕塑绘画的并举和相得益彰，大有裨益于绘画的结构准确、造型优美、高度凝炼；写意孔雀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坚实的雕塑基础。所以王朝闻先生为他题辞：“画家、雕塑家袁晓岑的作品，不只创造性地体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与联系，更可贵的是诗意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由陈毅元帅倡导、荣宝斋出版的《荣宝斋画谱》第42册袁晓岑专辑，至今已印刷5次。2003年驰名中外的天津杨柳青画社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丛书亦为袁晓岑出版了花鸟画专辑。
已作品等身的大家袁晓岑自己，仍始终以“此时，此地，我心”为创作原则。此时，乃时代精神；此地，乃地域特色；我心，乃真情实感。
添土铺路：一锹一锹又一锹
正如人们说“虾”就想起齐白石，说“马”就想起徐悲鸿，而一说到“孔雀”和“仙鹤”就想起袁晓岑。对“孔雀”和“仙鹤”情有独钟的袁晓岑，将孔雀和仙鹤的美描绘得淋漓尽致、仪态万千，以至其写意孔雀成为中国画坛一绝，所以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画册《袁晓岑画孔雀》，与《齐白石画虾》、《李可染画牛》、《李苦禅画鹰》、《关山月画梅》并列出版。
袁晓岑认为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和谐，是画好孔雀的前提。早在1953年袁晓岑就随边疆工作队，“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清晨与傣族农民入山寻猪草，见孔雀成群出没于林际草坪，金瓴翠羽闪烁于薄雾晨纱，使我如置身仙境，领略了大自然里的孔雀的清新、野逸、幽雅、出尘，远非配以牡丹、桃花、杏花等庭园孔雀可以比拟。且自然环境中的形象具有矫健、潇洒、自然之美，所处环境的简洁又非工笔所能奏效，使予在意境处理及表现形式上受大启发。”
历经半个世纪不倦追求的袁晓岑总结说：“在西方艺术写实基础上把中国艺术的‘意想’加上去，将美强化、突出、夸张；将美中不足之处减弱”。
美术不是丑术，他追求以美烘托神韵的美学观，所以他夸张了的孔雀美才成为当代画坛的一绝。1988年，他应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5米长、3米高的《瑞鸟图》，集中展示了他写意孔雀画的艺术天才。
袁晓岑笔下的仙鹤亦为一绝，并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国礼。经过对鹤的长期观察，他对鹤的形体的秀逸、仪态的傲岸了如指掌，一弃前人程式化描绘和狭窄意境传达，以写意写实结合表现“芦塘之闲适，沼泽之争逐，雪源之起舞，九皋之和鸣，自有一种苍茫辽阔野逸出尘之感。”“在写意中注意体感和动感，在环境构图中重意境，仙鹤本身就丰富了。”1993年完成的《百鹤图》长卷中，他为突出主题，在无背景处理中展现100只鹤的觅食、悠闲梳羽、相依为伴、嬉戏追逐、行颈长鸣、展翅冲霄……构图恢宏，自然连贯，节奏鲜明，如长江大河奔腾澎湃。
袁晓岑自幼爱马成癖。他笔下的马之所以不同于他人，也得益于雕塑。“我的马在造型上以中国马为基调，综合伊犁马、蒙古马、阿拉伯马、英纯种马的美，在对美的强化中弱化不美，以东方重精神的审美，抓住阿拉伯马和中国伊犁马的灵性和精灵”。结构的处理也由单一的线条而与雕塑的线面结合，形成独特风格，所以《群马图》入选2003年全国画院双年展。
艺术还要有厚实的文化学养。中国文学学养深厚的袁晓岑，追求诗意中蕴藏韵味的东方审美精神。《举杯邀月》、《伯乐相马》等古人物雕塑及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牧归》、《纳西人家》等作品，都是于情景交融中别具一格地再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母女学文化》、《祖国颂》、《金沙水暖》、《茶马古道》等重大题材作品，坚持提炼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通过自然含蓄的表达，生发强烈的艺术震撼力。1999年，袁晓岑为昆明世博园创作的青铜雕塑《孔雀》，构图、造型都别具匠心。2001年，86岁的袁晓岑以昆明金马碧鸡传说为题材，由孙冉翁“长联”获灵感，倾心创作了青铜雕塑《金碧腾辉》，立于昆明东风广场，作品构思巧妙，气势轩昂，再次展示了袁晓岑雕塑艺术的魅力。他创作的雕塑《纳西人家》和《茶马古道系列》，也将立于古城丽江。
第二故乡的近70个春秋滋养了一个大师的艺术精灵，而《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袁晓岑》卷的出版正是大师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回报。
袁先生已于2008年6月9日晚在昆明去世。享年93岁。

❹ 著名数学家有哪些

1、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当代数学家。

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

❺ 电影 熊庆来 演员表

你也看了这电影啊

❻ 秋天比春天好的辩论稿

写给秋天

---------为逝去的记忆

喜欢秋天，大概是出于对落叶的一种偏爱吧，我总觉得那金黄的落叶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一脚踩下去，碎裂的不是落叶，而是记忆。那铺满厚厚落叶的街道载满了温馨和甜蜜，脚踏上去是温暖的幸福。童年的稚气，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浪漫，都蕴在浪漫的落叶中了。我沉醉在这样的幸福中，踩了一次又一次，仿佛要淘尽记忆的金。秋天是如此的美丽，可突然之间这美却赋上茫然的夜色，比零度的晶莹更加空茫。

秋天的天空是永远的湛蓝色，这真是忧郁的季节啊，像林黛玉一般的秋天！纯净透明中隐藏着的是汪深重的思念。我捧了一把落叶在手里，揉碎的叶子顺着我的十指滑落下去，我的新竟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就像少女的明眸掠过的一滴清泪，有一种美丽的凄凉，让人看了不忍却来不及擦拭。

我是那么地执着于手中的落叶，然而一阵风过，水泥路上落下了几许灰尘，落叶没有了，我的手落寞地停在风中，那曾经的记忆就这样随风而去了吗？耳边只有风吹动落叶的声音.。。。。。。

秋天过去了，没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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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经典散文 秋天·秋天

满山的牵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
阳光是耀眼的白，像锡，像许多发光的金属。是哪个聪明的古人想起来以木象春而
以金象秋的？我们喜欢木的青绿，但我们怎能不钦仰金属的灿白。
对了，就是这灿白，闭着眼睛也能感到的。在云里，在芦苇上，在满山的的翠竹上，
在满谷的长风里，这样乱扑扑地压了下来。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得永远不会被混
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
去认取。
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一个诗人说的。
“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
我悄悄地从大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子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
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
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小
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期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每起一阵风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拾
起一地的梧桐子。必有一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二十年了，我
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船，航行在
草原里，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又记得小阳台上黄昏，视线的尽处是一列古老的城墙。在暮色和秋色的双重苍凉里，
往往不知什么人加上一阵笛音的苍凉。我喜欢这种凄清的美，莫名所以地喜欢。小舅舅
曾带着一直走到城墙的旁边，那些斑驳的石头，蔓生的乱草，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长大了读辛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
词呢？我所熟悉的只是古老南京城的秋色罢了。
后来，到了柳州，一城都是山，都是树。走在街上，两旁总夹着橘柚的芬芳。学校
前面就是一座山，我总觉得那就是地理课本上的十万大山。秋天的时候，山容澄清而微
黄，蓝天显得更高了。
“媛媛，”我怀着十分的敬畏问我的同伴。“你说教我们美术的龚老师能不能画下
这个山？”
“能，他能。”
“当然能，当然，”她热切在喊着，“可惜他最近打篮球把手摔坏了，要不然，全
柳州、全世界他都能画呢。”
沉默了好一会。
“是真的吗？”
“真的，当然真的。”
我望着她，然后又望着那座山，那神圣的、美丽的、深沉的秋山。
“不，不可能。”我忽然肯定地说，“他不会画，一定不会。”
那天的辩论会后来怎样结束，我已不记得了。而那个叫媛媛的女孩和我已经阔别了
十几年。如果我能重见到，我仍会那样坚持的。
没有人会画那样的山，没有人能。
媛媛，你呢？你现在承认了吗？前年我碰到一个叫媛媛的女孩子，就急急地问她，
她却笑着说已经记不得住过柳州没有了。那么，她不会是你了。没有人能忘记柳州的，
没有人能忘记那苍郁的、沉雄的、微带金色的、不可描摹的山。
而日子被西风尽子，那一串金属性、有着欢乐叮当声的日子。终于，人长大了，会
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自行车上，想象着陆放翁“饱将两耳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行，相片册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哪一季呢？”我问芷。
“秋天。”她简单地回答，眼睛里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山野和乡村里的故事。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
在它旁边睡觉的小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子一路走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里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同伴一个个下车了，
座位慢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我会很难过。”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小女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无可如
何的摇落之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起躲在小树丛中念书，一起说梦话的那段日子是美的。
而现在，你在中部的深山里工作，像传教士一样地工作着，从心里爱那些朴实的山
地灵魂。今年初狄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小渡船里，早晨的淡水河
还没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山林故事了。
“有时候，我向高山上走去，一个人，慢慢地翻越过许多山岭。”你说，“忽然，
我停住了，发现四壁都是山！都是雄伟的、插天的青色！我吃惊地站着，啊，怎么会那
样美！”
我望着你，芷，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分别这样多年了，我们都无恙，我们的梦也
都无恙——那些高高的山！不属于地平线上的梦。
而现在，秋在我们这里的山中已经很浓很白了。偶然落一阵秋雨，薄寒袭人，雨后
常常又现出冷冷的月光，不由人不生出一种悲秋的情怀。你那儿呢？窗外也该换上淡淡
的秋景了吧？秋天是怎样地适合故人之情，又怎样的适合银银亮亮的梦啊！
随着风，紫色的浪花翻腾，把一山的秋凉都翻到我的心上来了。我爱这样的季候，
只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
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生命应该严肃、应该成
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样——然而，谁懂呢？谁知道呢？谁去欣赏深度
呢？
远山在退，遥远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而近处的木本珠兰仍香着，（香气真是一种
权力，可以统辖很大片的土地。）溪小从小夹缝里奔窜出来，在原野里写着没有人了解
的行书，它是一首小令，曲折而明快，用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而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小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大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夏云、没有喧哗、没
有旋转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一
样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秋天，这坚硬而明亮的金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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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秋天 文 /董雁凌

秋天来了。
秋天是一个繁忙紧张的季节。
风儿忙起来了，夏天湿热、沉闷的空气轻灵流动起来，吹得人神清气爽，吹得天空湛蓝湛蓝；云儿忙起来了，在天上自由轻松地飘来飘去，忽而呈棉絮状松软轻盈，忽而似草原上成群结队的绵羊，忽而又倏然离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田里的玉米、红薯、大豆等农作物也受了感染，“嗖嗖嗖”一个劲地往上窜。有人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庄稼地里能听见玉米的拔节声，恐怕它也是担心在这场比赛中落后吧！庄稼们的比赛带动庄稼汉们也紧紧张张，马不停蹄，忙着收割，抢着播种。学生们度过了欢乐愉快的暑假，也背起书包急急忙忙地上学去，走进课堂，开始了紧张的新学期。车站、码头到处是回家收秋的一身疲惫的打工仔和虽然踌躇满志却一脸幼稚的大学生们。惟有高高挂在天空中的太阳，好象早已厌倦了漫长、炎热的早出晚归，想歇歇脚，喘口气了，于是便早早地往山后躲藏，慵懒地溜起来休息了。
第一次在城市里过秋天，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好象是九月七日开的学，农村还不算太忙，却已经有了繁忙的迹象了。等到了古都汴梁，那风景优美、古朴典雅的校园里却是一片安谧、宁静。草坪上、树林里到处都是津津有味读书的莘莘学子和相拥相依、情意绵绵的青年恋人。只有在球场上锻炼的人们才显得活力四射，激情飞扬；在那里，到处都能听到仿佛青春往外冒的嘶嘶声，那里迸发的激情和朝气就像是激昂、高亢的音乐乐章。相比之下，秋天的气息却似有似无，只有在空中偶尔飘来的淡淡的桂花香中嗅出来些一二来。猛一日，校园门口突然冒出来了成群结队的小商小贩，推着装有煤火炉的三轮车，车上或烤红薯，或烧玉米，或煮花生，或炒板栗，在那摇摇荡荡不由自主飘入鼻中的熟悉的气味当中，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秋天来到了。
那一年，在开封一年一度的菊展时节，我们才真正领略了古城秋天的气象。“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各色菊花在秋风中争奇斗妍，竟展芳颜。人们在暗香浮动的浓浓氛围中赏菊、品菊，尽情享受着菊花凌霜不凋、高洁韵淡的“君子”之风。据史料记载，开封的种菊、养菊、赏菊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特别是作为北宋国都的168年期间，民间养菊、赏菊、咏菊达到鼎盛。菊文化深深扎根于开封民众的生活当中，花市赛菊、插菊花枝、挂菊花灯、饮菊花酒等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清朝乾隆皇帝游开封禹王台赏菊时曾流下“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的佳句。所以每到秋天来临的季节，漫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楼台庭院，到处盛开着菊花，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整个城市被装扮成花团锦簇、灿若云霞的花的世界。后来菊花成了市花，又成立了节会，便形成了“菊山花海彩云飞，古城巨韵动九州”的热闹局面，也成了古城的代表和象征，成了古城秋天招徕游客的重头戏。
后来调回老家的小县城，远离十分喧嚣的城市，凑近落后贫穷的农村，才有了四季分明的感觉。严格意义上说，县城这样的城市摆脱不了农村的包围，算不上真正的城市，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在这里，秋天首先从马路上悄无声息地走来，地里辛勤耕作的老农，傍晚归来时总不至于是两手空空，他们拉的架子车上，后来是开的拖拉机上、三轮车上，满满装载着秋天的果实和生活的期望。农民又不是过于讲究的，于是马路上散落的玉米秸、花生稞、红薯秧就好象在奔走相告，偷偷地告诉城里人：“秋天来了，秋天来了”。过不了几天，家住农村的亲朋好友们就隔三差五的通过各种途径捎老了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大枣，煮熟的带壳花生，倭瓜、红薯、大豆……一股脑儿涌进家中。于是遍地是秋天的果实，满屋是秋天的芳香。亲戚来了，还好说，吃顿饭，抽支烟，走了；同学朋友可就“麻烦”了，一串热闹寒暄，九杯怀旧老酒,在茶河烟林中,三句海阔七言天宽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无所顾及，畅所欲言，回忆上学时的调皮捣蛋，指责社会上的腐败黑暗，痛陈农村的出力流汗，声讨家乡的落后局面。末了，酒醉者还不免讽刺挖苦一通，自比为鲁迅笔下的“闰土”，忿忿然地拂袖而去。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节日也就纷至沓来，接踵而至。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凝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阳节，饱含全国各族人民无比崇敬心情的教师节，隆重热烈的令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的国庆佳节，一个比一个欢快、热烈，激情四溢，一个比一个令中华儿女骄傲、自豪，值得纪念。在秋高气爽、山寒水瘦的季节，有如此这般吉祥的节日来装点这个匆忙的季节，使它显得格外欢快，紧张有序，昂扬向上。然而，历史上悲秋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读后使人情绪低落，满怀惆怅，远没有“远山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有诗情画意。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那样气壮山河，豪情万里的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鼓舞人，激励人。
小时候四季截然分明，日子过得清清爽爽。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春夏秋冬离我们远了又远了，万木枯荣不再与我们休戚相关息息相连，一年四季的变化交接的全部信息渐渐浓缩成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我们被喧哗的躁动围猎着，岁月也就随温吞吞的季候风从我们指尖滑落。没有了春的烂漫，夏的炎热，秋的香醇，冬的深沉，日子过得犹如一壶混混沌沌的白开水，更像城市街道上拖着两条长辫的无轨电车，迈着有条不紊的老爷步开车上车，停车下车。直到有一天有人喊“秋天来了”，你才忙不迭地戴上或近视或老花镜，颤巍巍地去翻墙上那本“喜新厌旧”的挂历。
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日子就在这种浑浑噩噩中眨眼而过，秋天也就在这样的风起叶落中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如一幕幕电影镜头一样从我们眼前无声无息地滑落。然而,不论是赏秋还是悲秋,不论是四季概念模糊还是季节朗朗分明，秋天的脚步总是踏着季节变换的节拍准时到来,就像人们尽管感喟时光流失，光阴荏苒,可是皱纹与白发仍然会毫不留情的在你身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所以说,享受每个季节,抓住每天的时光才是最必要的。否则的话,人生的秋天来临时,你将是一无所获,你定会懊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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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
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
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
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
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
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
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
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了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
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
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
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
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
天空闪闪地鬼陕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陕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
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
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1 着许多蛊惑的
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
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立即被这笑
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下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
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个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了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
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
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
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
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
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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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天
李广田

生活，总是这样散文似地过去了，虽然在那早春时节，有如初恋者的心情

一样，也曾经有过所谓”狂飙突起”，但过此以往，船便永浮在了缓流上。夏天是

最平常的季候，人看了那绿得黝黑的树林，甚至那红得像再嫁娘的嘴唇似的花朵，

不是就要感到了生命之饱满吗？这样饱满无异于“完结”，人不会对它默默地凝视

也不会对它有所沉思了。那好像要烤焦了的大地的日光，有如要把人们赶进墙缝里

去一般，是比冬天还更使人讨厌。

而现在是秋天了，和春天比较起来，春天是走向“生”的路，那个使我感

到大大的不安，因为我自己是太弱了，甚至抵抗不过这自然的季候之变化，为什么

听了街巷的歌声便停止了工作？为什么听到了雨滴便跑出了门外？一枝幼芽，一朵

湿云，为什么就要感到了疯狂？我自恨不能和它鱼水和谐，它鼓作得我太不安定了，

我爱它，然而我也恨它，即至到夏天成熟了，这才又对它思念起来，但是到了现在，

这秋天，我却不记得对于春天是些什么情场了，只有看见那枝头的黄叶时，也还想：

这也像那“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样子，但总是另一种意味了。我不愿意说秋天是走

向“死”的路，——请恕我这样糊涂安排—一宁可以把“死路”加给夏天，而秋天，

甚至连那被人骂为黑暗的冬天，又何尝不是走向“生”的路呢，比较起春与夏来，

我说它更是走向“生”路的。

我将说那落叶是为生而落，而且那冰雪之下的枝条里面正在酝酿着生命之液。而它

们的沉着的力，它们的为了将来，为了生命而表现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了什么呢？这

样的季候，是我所最爱的了。

但是比较起冬天来呢，我却又偏爱了秋。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正

合了我的歌子的节奏。我几乎说不出秋比冬为什么更好，也许因为那枝头的几片黄

叶，或是那篱畔的几朵残花，在那些上边，是比较冬天更显示了生命，不然，是在

那些上面，更使我忆起了生命吧，一只黄叶，一片残英，那在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吧。

它们将更使人凝视，更使人沉思，更使人怀想及希冀一些关于生活的事吧。这样，

人曾感到了真实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世界是真实的，人生是真实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梦境，所有的幻想，都是无用的了，无用的事物都一幕幕地掣

了过去，我们要向着人生静默，祈祷，来打算一些真实的事物了。

在我，常如是想：生活大非易事，然而这一件艰难的工作，我们是乐得来

作的。诚然是艰难，然而也许正因为艰难才有着意义吧。而所谓“好生恶死”者，

我想并非说是：“我愿生在世上，不愿死在地下。”如果不甚荒谬，我想该这样说：

“我愿走在道上，不愿停在途中”。死不足怕，更不足恶，可怕而可恶的，而且是

最无意味的，还不就是那停在途中吗？这样，所谓人生，是走在道上的了。前途是

有着希望的，而且路是永长的。希望小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早些休息，然

而他们也最不幸，因为他们停在途中了，那干脆不如到地下去。而希望大的人的呢，

他们也是有福的吗？绝不，他们是更不幸的，然市人间的幸与不幸，却没有什么绝

对的意义，谁知道幸的不幸与不幸之幸呢。路是永长的，希望是远大的，然而路上

的荆棘呀，手脚的不利呀，这就是所谓人间的苦难了。但是这条路是要走的，因为

人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

地感到了这样苦难与快乐者，是真的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这样，还不已经

足够了吗？如果，你以为还不够，或者你并不需要这样，那我不知道你将去找什么，

—一是神仙呢，还是恶魔？

话，说得有些远了，好在我这篇文章是没有目的的，现在再设法拉它回来，

人生是走在道上，希望是道上的灯塔，但是，在背后推着前进，或者说那常常在背

后给人以鞭策的是什么呢？于此，让我们来看看这秋天吧！实在的，不知不觉地就

来到秋天了，红的花已经变成了紫紫的又变了灰，而灰的这就要飘零了，一只黄叶

在枝头摇摆着，你会觉到它即刻就有堕下来的危机，而当你踽踽地踏着地下的枯叶，

听到那簌簌的声息，忽而又有一只落叶轻轻地滑过你的肩背飞了下来时，你将感到

了什么呢？也许你只会念道，“落了！”等你漫步到旷野，看见那连天衰草的时候，

你也许只会念道，“衰了！”然而，朋友们，你也许不曾想到西风会来得这样早，而

且，也不该这样凄冷吧，然而你的单薄的衣衫，已经是很难将息的了。“全家都在

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在我，年年是赶不上时令，年年是落在了后边的。

懑怨时光的无情是无用的，而更可怕的还是人生这件事故吧。到此，人不能不用力

的翘起了脚跟，伸长了颈项，去望一望那“道上的灯塔”。而就在这里，背后的鞭

子打来了，那鞭子的名字叫做“恐怖”。生活力薄弱的我们，还不曾给“自己的生

命”剪好了衣裳，然而西风是吹得够冷的了！

我真不愿看见那一只叶子落了下来，但又知道这叶落是一回“必然”的事，

于是对于那一只黄叶就要更加珍惜了，对于秋天，也就更感到了亲切。当人发现了

自己的头发是渐渐地脱落时，不也同样地对于头发而感到珍惜吗？同样的，是在这

秋天的时候来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春天曾给人以希望，而秋天所给的希望是更悠远

些，而且秋天所给与的感应是安定而沉着，它又给了人一支恐怖的鞭子，因为人看

了这位秋先生的面容时，也不由得不自已照一照镜子了。

给了人更远的希望，向前的鞭策，意识到了生之实在的，而且给人以“沉

着”的力量的，是这正在凋亡着的秋。我受秋天，我对于这荒凉的秋天有如一位多

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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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谁知道数学家的小故事，请快告诉我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他家境贫穷，决心努力学习。上中学时，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著名的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正在思考时，华罗庚站起来说：“23”他的回答使老师惊喜不已，并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他喜欢上了数学。
回答者：劝你放弃 - 魔法师 五级 2-26 20:16

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华罗庚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东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华罗庚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万分悲痛。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著《堆垒素论》。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著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毛泽东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人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