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留下其他人全部出去是那个电影

1. 王刚留下其它全部出去是什么电影名字

是电影《我的泰国表慧绝蔽弟》

如图所示，有宏纤图有真前州相

2. 王刚留下去其他人全部出去王刚谁演的

尤宪超。王键搜刚留下去其他人全部出去是电影兄弟别闹中的一句台词，该电影是导演高晓攀和孙集斌执导拍摄的一部喜稿掘历剧电影散悉，根据该电影的演员表可知，剧中王刚的扮演者是尤宪超，影片讲述了一对亲兄弟郑好和郑重意外卷入一场阴谋的搞笑故事。

3. 最近看了《集结号》，不知是不是真事

事情一认真起来，就会生出诸多烦恼。这是导演祁少华后来总结出来的，如果不是当初华谊兄弟的人找到他，让他拍一部纪录片，他也不会去淮海战役纪念馆翻历史档案。这一翻可好，查到的历史真相让他彻底犯难了。影片中老谷他们连里死了46个兄弟，而他身处的那场战役，根据历史档案记载，详细可靠的伤亡数字是13万多人。但导演祁少华在淮海战役纪念馆查到有名有姓的烈士却只有3万多。
这其中10万多人去了哪里？
而引起导演注意的是，在很多场合，人们提起那段往事，都是这么说的，淮海战役中牺牲的总人数为31006名，是3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1/10，超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牺牲人数的总和。
为此，他带着摄制组专门跑了趟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找到了研究军史的专家，得到的确切答案是，伤亡的数字是13.3万人。而且后者还补充说，实际数字肯定只多不少。
支持专家观点的是实际的情况，祁少华和他的摄制组来到故地，去了正规的陵园，很多成片的墓碑主人没有名字。有名字的也都是这么写的：某某等500名烈士。很多荒冢散落在野外，一望无际，远看是撂荒地，走进去才知道是一个个小坟茔。很多外人不知道，只有当地的一些老人才知道这里当初埋葬的是些什么人。但谁谁谁没人说得清楚。
从那一刻起，祁少华觉得这部名叫《牺牲》的纪录片该表达的是什么了。说得好听些，每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说的直接点，就是牺牲背后的牺牲。
祁少华说，《集结号》里冯小刚把现代人的爱和恨投射到了60年前那场战争中，有点煽情。但当他自己用纪录片的镜头走进里面的时候，除了沉重别无感受。反正就是那个数字，摆在任何人跟前都足够深思。战争胜利了，谁胜利了我们不去问他，但是其中这几万人他们付出了生命，但是他们却被遗忘，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起初，华谊兄弟找到祁少华，是2007年的6月份。当时，《集结号》前期的拍摄已经结束。主创人员想到配合电影拍部纪录片，一切灵感来自于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这部战争片发行DVD光碟的时候，配了两部纪录片。都是斯氏监制的，一部叫《和平的代价》，另一部叫《直击战争》。前者讲述二战背景和老兵回忆。后者通过一个战地摄影师，从第三者的视角走进战场。
华谊兄弟的人拿着这两部纪录片来找祁少华。当时初步的想法，就是照这么来，但具体拍成什么样，他们也不知道。
祁少华之前拍摄过很多战争题材的纪录片，以为《集结号》有这么个故事，现实中也真有老谷这么认真的一个人。但一接触才知道，《集结号》的故事完全来自于艺术家的想像，原著小说《官司》也没这么个原型。
纪录片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影片中的虚构故事一点点地去找到现实的参照。这让祁少华感觉很为难，时间很紧，4个月后就要交工。
祁少华又问，影片的历史顾问是哪个？对方答，没有历史顾问，如果说懂点战争的，主创里有一批韩国来的战争特效专家。
而影片里唯一交代的历史背景就只有一行小字，“1948年冬，华东腹地。”
1948年冬天的华东腹地，按照历史教科书上说，无疑是淮海战役，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
60年后，祁少华带着摄制组走进了那段历史，可是他却没有发现有老谷那样不合时宜的老兵。
60年前的华东腹地
“我看过很多的西方战争纪录片，我也想跟着学，去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但是当我一接触现实后，我发觉这都是两码事，根本不搭界。”祁少华说，当他走近那些淮海战役的老兵，按现代人的思维来讲，的确让他有些失望。那些老兵们本来就是那样，还真的就是人格高、大、全，不是被人们简单树起来做典型的。
所以，当祁少华带着《集结号》式的西方视角和现代眼光，去寻找现实中的老谷时，起初遭遇失望。
他采访了一个淮海战役中的老兵，这个人当时相当有名，就是活捉国民党将领黄维的战斗英雄。黄维是什么人，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的高足，淮海战役时国军十二兵团的司令。老兵名叫薛振英，当时是个排长。
老兵给祁少华回忆，那才是1948年的冬天发生在华东腹地的真事，确切时间是12月15日。被包围的不是老谷们的解放军，而是国民党军的第十二兵团，包围了有半个月，后者已经溃不成军。
15日，黄维下达了突围命令后，十二兵团乱作一团，四散突围。到了当天夜里，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薛振英他们部队奉命驻扎在一个刚刚被占领的村庄里，任务就是阻击和收容国军的小股部队和散兵。
晚上12点左右，他和教导员在村口巡视，听见远处有嘈杂，他就带了两个人摸上去了。快走到跟前了，那些人发觉了，他大声喊着问口令。他记得那天晚上解放军的口令是“李楼”，对方却答的是“自己人”，于是就被抓了。
到了第三天，小排长才知道自己抓的是个宝贝，鼎鼎大名的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小排长后来说，后悔当时因为天黑，没仔细瞅瞅他的模样，要是知道他是黄维，当时非教训几句不可，那淮海战役打得多残酷啊，敌我双方死的人海了，尤其是敌人更惨。
祁少华想知道当时到底有多惨，薛振英回忆，在他们阵地对面，国军用苫布盖着一个土堆，大家都以为是国军遗弃的粮食、军火，跑过去一看，吓得半死，都是国军士兵，起码有上千人，冻得硬梆梆的尸体被码得整整齐齐，就那么跺了一人多高。
祁少华问，现在想起来都啥感觉，老汉说，死的人是多，但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们当时是站在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去做的。
祁少华不断追问了半天，直至最后真的明白老汉就是个单纯到极点的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责，倒有些不负责任。
后来，解放了，因为这个小排长立有战功，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去工作，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没想到小排长却拒绝了，说自己大字不识，去那里干嘛，索性回家务农了。
老汉给导演说，再来那么一场战争他还是同样会上战场，当然最好不要再有战争。
祁少华采访完这个老汉，感觉落差挺大，现代人对于那些老兵的状态还是出于想象的多。《集结号》是，他们这些带着摄影走入历史的年轻人同样也是。如果这个老兵真的像老谷那样认真，该多好，去追问一下那些国民党军士兵的身世该多好。
但纪录片要的是真实，而不是想象，他总不能逼着把老汉推入人性矛盾的深渊。他最后还是把这个老汉放入了纪录片里，虽然没有想象中的煽情，但却有另一种沉重。
后来他又找到一个老兵，他又以为这个老兵是他要找的现实中老谷。但最终还是有落差。
这个老兵是个营教导员，当时他们营有500多号人，淮海战役的时候他趴在战壕里，一排炮弹落下来，再站起来的就只剩几个人了。
祁少华在采访的时候问老汉，你的那些弟兄呢？老汉说，都死了。为什么都死了？因为我命大。为什么牺牲？因为是军人。
……
再追问下去，祁少华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动机不纯，有意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给这些过去的人。
于是，直到最后，在淮海战役的老兵里，导演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像老谷一样认真的人，或许那个人本来就只存在于艺术家的想象中。那些人倒是为导演还原了1948年那个冬天的现实，就是解放军伤亡了13万人，国民党军甚至更多。
寻找现实中的老谷
祁少华最终还是在60年后的今天，找到了老谷那样认真的人。
这让他有时候真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和现在不一样，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导演先是找到了一个东北的乡村教师。这个人叫席彦凌，辽宁朝阳人，没参加过淮海战役，甚至连解放东北的战役也没参加过，因为当时他才2岁。
席彦凌现在也成了老汉，两岁的时候，解放朝阳，他们村牺牲了七个解放军。这七个士兵的墓就在他们村口，什么标记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妈给他说，当时这七个士兵就住在他们家里，第二天解放朝阳就死了。
母亲临去世的时候嘱咐他，一定要找到这些士兵的家人。之后，这个老汉就带这个嘱咐寻找了20多年。20多年来，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人，把这个人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让这七座荒冢，刻上主人真实的名字。
这是老汉一辈子认真的一件事，和老谷的执着倒有些不谋而合。
祁少华把摄影机对准这个老汉，问了半天，结果依旧离他想象的比较远。乡村教师的话不多，他就是想完成他妈的嘱咐，至于战争的背景，和战争背后的人性，老汉考虑得不多。他觉得这七个士兵，跟他的亲人一样，至少自己不能遗忘他们。要说故事吧，老汉只记得20年来为寻找，自行车骑烂了好几辆。
后来祁少华在江苏又找到这么个人。老汉叫杨金台，江苏响水人，是个复员军人，当年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复员后回到村里，没事干去翻相关资料里的烈士名录，发觉不对劲，自己村里的烈士一年一年正在逐年减少。1995年的时候还有59个，第二年就剩40多个了。老汉觉得这么下去，烈士逐年消逝，迟早有一天，他们村将变成一个没有荣誉的村。
老汉之后就干了一件为烈士树碑立传的事，经他一认真调查，他们村的烈士不止那么少，10年来，最终被他确认了83名，比原来县志记载还多了24名。老汉都是自己出的钱，每发现一名烈士就在村口立块碑，每年清明吹吹打打一番。
导演祁少华发现全国这样的人还不少，比如山西的王艾甫，比如湖北的一个警官，虽然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淮海战役，没有老谷那样失去弟兄的切身感受。
最终这部名叫《牺牲》的纪录片就拍出了两种语境，一面是老兵的那份单纯的高大全，另一面是现代语境下的人性追索。
这种矛盾他最终都摆在了纪录片里，放不下的他都搁在了心里。

电影里老谷等待突围的号角，与现实中王艾甫等待投递死亡通知书一样，这是他们一辈子认真的一件事。
在影片《集结号》里，老谷始终没有听到突围的号声，在他看来战争就永远没有结束。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团长，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团长找到。而在现实中，60年后，老谷的那场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人们习惯提起的时候都叫淮海战役，战士老谷肯定不知道他参加的那场战役对于之后的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反正他一辈子就认真了一件事，就是去求证集结号到底有没有吹响。那场战役中老谷失去了47个兄弟，他不知道那场战役总共伤亡了13万人。
就在电影里的老谷等待集结号吹响的时候，现实中的解放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展开了争夺太原的战役。战役进行得很惨烈，根据最保守的数字统计，当时也牺牲了18000名解放军。
和电影中的老谷一样，回到现实，对于某些太认真的人来说，战争从来就没有划上句号。
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山西省检察官王艾甫，在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通知书。
从那一刻起，对于这个老汉来说，他的战争就打响了。这84个烈士放在那场战役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这个老汉对于那场战役的全部认识。
电影中，老谷心里的集结号和现实里王艾甫手里的那些死亡通知书一样，这是他们一辈子认真的一件事。
回到现实，谁都有一件认真的事。
今年6月，冯小刚的《集结号》杀青，为了给虚拟的老谷找到现实的参照，冯小刚打算再拍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牺牲》。
他们找到了央视的纪录片导演祁少华，期望后者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和老谷一样的，认真了一辈子的人。
于是，祁少华找到了王艾甫，让后者成了纪录片《牺牲》的主角。
王艾甫这个老汉不知道有《集结号》这部电影，更不知道斯皮尔伯格镜头下的《拯救大兵瑞恩》，他眼里就是那些死亡通知书，那些死人和那场战争。
老汉的866个兄弟
王艾甫今年68岁，一个人住在山西左权县的泰山庙。这和电影里的老谷有些不谋而合。老谷打算在将军庙里等待回来的大部队，最终愿望落空；而王艾甫在泰山庙里期盼的是送挎包里的那些兄弟回家。
按理说他退休前也是个国家干部，人民检察官，一切都来自之前当兵的经历，如今想起来，这个老汉觉得，要不是当兵，他也不会对那些死人产生兴趣，更不会整天揣着一挎包死亡通知书跑来跑去。
1966年，老汉还是个小伙子。当兵后参加了抗美援越，是个高炮师的通信兵，顶着美国飞机的轰鸣声，在越南和老挝度过了三年，回来就落下了一块心病。
参军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有个山西老乡叫张广元。小伙子活蹦乱跳和王艾甫很是投机，但进入越南后不久，张广元就牺牲了，为的是抢救部队的物资。
张广元牺牲后，成了烈士，部队里号召学习他，宣传他。但到了1968年援越回国后，战士们就逐渐淡忘了这个人。王艾甫为此心里总是搁不下，他觉得如果牺牲的是他，战友们是不是也会同样淡忘了他。
直至1981年转业，王艾甫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个人。他只记得张广元是山西岐县人，打算去张广元家里看看。但让他失望的是，他心里的英雄，却在现实中找不到丝毫痕迹。山西省民政局的烈士名录里没有这号人物，山西各地的参军资料里也没有这个兵。这个人好像蒸发了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去了。
这让王艾甫很郁闷，这份郁闷到了最后就成了气愤。
他查遍了山西省最新的烈士名录，这个名录里包括从抗日战争至今的10万多名烈士，里面没有张广元这号英雄。之后，他又联系了山西省各县所有的民政局和烈士陵园，这差不多用去了他10年的时间，设法找到了山西所有烈士的名字和照片，可里面依旧没有张广元这个人物。
这期间，王艾甫几乎失望，他不希望这个社会对他的战友不负责任。于是从1995年开始，他把搜集的所有烈士资料一一拿出来展览，题目就叫人们不要忘记他们。
可这个办法依旧没有找到被遗忘的烈士张广元，却让王艾甫找到了另一拨被遗忘的弟兄。
那是1996年，爱好淘旧书的王艾甫在旧货市场发现了几本小册子。当时他就记得册子上隐约写着阵亡将士几个字，老汉脑子里就嗡的一声，这些年天天跟烈士打交道，对牺牲、阵亡这些字眼比较敏感。那是几本发黄的小册子，册子的封面上写着：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老汉起初不相信，这个东西是机密，怎么可能流落到了民间旧书摊。
但翻开后，老汉越看越激动，册子里那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他参军的时候一样年轻。翻着翻着老汉就看到了一叠尚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老汉现在回忆当时心情很复杂，很气愤，很不能理解。
卖旧货的感觉他想要，开口要价就是3000，根本没有还价的余地，老汉舍不得放过，找朋友借钱终于买了下来，当时他的月收入只是300多元。
东西买来后，老汉去鉴定，拿到山西省军区里，去问那些老同志，去问军区党史办的专家，去找了一些参加过太原战役的老兵。得到的答案是，真的。
自此，老汉就和那些名册里的陌生人成了弟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数，登记册里有866个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名字，而那些未发出的通知书是84份。老汉后来才知道，没有发出死亡通知书的不止是眼前的84份，866个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里有很多连死亡通知书都没办法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籍贯和住址。
让烈士回家
这800多个弟兄，又勾起了老汉的那块心病，都是当兵的人，牺牲了，从此就进了故纸堆。一过50年，有些家属甚至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死亡通知书。这些弟兄没有照片，来自五湖四海，有些甚至连籍贯都没有，只有名字和岁数，入伍的时间多数都短得可怜，很多人距离战争胜利只有几个月，牺牲鉴定千篇一律，除了勇敢作战，就是奋勇杀敌。老汉在其中读不出任何兄弟的性格和样子，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比如有个籍贯香港的战士，老汉真不知道这个弟兄是如何跋山涉水一路来到山西，然后参加了解放军，在一次冲锋中是不是有过犹豫和退缩，这些他都不知道。
王艾甫试着去了解那场战役，书里描述，那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老兵给他讲，解放军当时给太原城投了好多炮弹，平均下来一个敌人用了8发炮弹，就那么多，都落太原城了。
那时候三大战役几近尾声，长江以北已经成了解放区，唯独山西的太原和大同成了阎锡山死守的孤城，战役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最终太原城解放的时间比南京还要晚。
解放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根据那些经历过太原战役的老兵回忆，那些没有籍贯的战士，多数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多来自长江以南，从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来到太原，参加过1937年的忻口战役。多数打日本人的时候就死了，少数人活了下来。到了解放战争，又被解放军俘虏了。被俘虏后，战斗还在持续，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这些职业军人，都说愿意，褂子一脱就冲了上去，一露头就中弹了。后面的指导员还在喊，“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可是人已经死了。于是，在他们入伍时间那一栏，兵龄都很短。
他去追问那些老兵，这些人到底图个啥，众人莫衷一是，倒是一个当年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给他说了实话，这个人至今还活着，他说他们那些职业军人当初有三大向往。打下太原城，给大伙放假，溜海子边转一转，让大伙儿抽上顺风烟，然后听听丁鼓戏。
总之，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这些愿望之后都没实现。太原城打下后，战士们没有待一天就走了。
王艾甫带着这800多个弟兄去寻找他们的家，他去求助全国各地的公安和民政部门，得到的答案多数是没有这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物是人非，到哪里去找他们的家。很多人给他出主意说去打广告，但是老汉没有钱，觉得这样太花费。后来，他唯一想到的就是以展览的方式去吸引人们的关注。从1996年开始，他就把这些兄弟带出去展览，在太原市的广场，在任何群众多的地方。但是始终效果一般。
直至有一天一家报社的记者找到了他。
自此，他找到第一个死亡通知书里的烈士的家。那是一个湖北人，叫郝戴虎，是个孤儿。六十年前，他当兵出走，一去未回。村里传闻他去了台湾，已经客死他乡。直至王艾甫把这份死亡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湖北老家，那个村子里的人跟迎接英雄一样，把这个烈士接回了家。
随后，王艾甫出名了，河北的一家报纸把他的名册中的河北籍烈士全部刊登在了报纸上，总共是349名。引起了轰动，一次性找到了40多人，也引出了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人就是当年亲手安葬了烈士的人，他的名字叫杜明学。
太原战役的时候此人是个文艺兵，战场善后，他被抽调负责安葬烈士。当时叫处理烈士工作队，杜当的是副队长，一共经手安葬了220多人。这个工作队是个临时的，战役结束后立即解散。
杜看到这些名单刊登在报纸上后，关着门在家里哭了一天。他就是负责登记那个名册的人，后来那个名册意外遗失，最终到了王艾甫手里。
王艾甫起先很气愤，憋着劲要去找这个人理论。他想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寄出的死亡通知书，为什么800多烈士名单多数是没有籍贯的。
可当他得到答案的时候，比糊涂着还郁闷。杜明学的回忆部分印证了王艾甫之前得到的传闻，那些没有籍贯的烈士，一些是刚刚俘虏过来尚未来得及登记，另有一些是战役前，部队里让战士们每人写个布条装进上衣左口袋。可是当时很多战士觉得不吉利，不愿意写。战役打响后非常惨烈，都是重炮和火器，很多烈士尸骨无存。有名有姓的都是当时未死的伤者，后来死在医院的。
至于那些未寄出的死亡通知书，对王艾甫来说还是个谜，杜明学当时只负责登记，之后的优抚事宜，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后来，王艾甫还真就去找了有关部门，为此把一场多管闲事升级成了官司。
感动中国
2005年，王艾甫上了中央电视台，甚至成了当年感动中国的人物。
之后不久，他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一名叫做朱敏的女人。她说，从电视上看到王艾甫的事迹之后，请他帮助查一查看有没有她外祖父的名字。
她的外祖父叫孙耀，家住内蒙古。
王艾甫回去一查，登记名册上果然有一个叫孙耀的烈士。
入伍时间是1948年12月30日，当时太原战役正值拉锯，籍贯一栏写的是绥远丰镇梅桂井村。评语里的写是，战斗中服从命令，是一名很好的军人。
王艾甫的名册上写的不是内蒙，而是绥远。老汉后来才知道绥远当年就是张家口和大同那一片，后来划归了内蒙古，对照过去的地图，与这个女人说的一模一样。
这个女人说她母亲那里有一张60年前外祖父的入伍通知书。
为了这一张纸，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改变。
她母亲为了寻找外祖父整整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几乎成了那个女人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她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在了寻找亲人的事情上。她甚至一直记恨着自己的父亲，认为这个人进了城，当了兵，不要他们孤儿寡母了。
她的母亲名字叫孙秀峰，在她8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起先听说是到口外做生意去了，再后来听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她11岁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当时已经是1949年10月，通知书上写着，她的父亲孙耀光荣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当时他们家感觉很光荣，还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享受军属待遇。但父亲却自此再无音信。
过了两年，土改运动开始后，这个牌子被摘走了。理由是，如果孙耀还是解放军，那他就应该发封信回来，这么多年没有音信，肯定是出了问题。人家什么都想到了，叛变了，投敌了，犯错误了，就是没想到他牺牲了。事实上，当这封颁发自1949年1月的入伍通知书到达孙家的时候，孙耀的名字再一次被填写进了另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王艾甫手里的“阵亡将士登记册”。
部队发信之时，孙耀刚刚成为解放军战士，家里收信之日，孙耀早就牺牲成为烈士。
根据王艾甫的调查，烈士孙耀起先很有可能是被傅作义的部队抓去了壮丁，之后，傅作义投降，他的部队也被整编后派往了太原战场，后来只知道这个人牺牲的时间肯定是在1949年4月29日之前。
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对于孙家至为重要。
牌子收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运动不断，阶级阵线势同水火，好人坏人泾渭分明，孙家在村里一下子抬不起头来，谣言四起，墙倒众人推。孙耀的父亲一到农闲下来就拄着棍子拿着当年部队颁发的入伍通知书到外边寻找儿子的下落。可是一直到死，也没有任何进展。
1960年代后期，入伍通知书传到了孙秀峰的手里，自此这个女人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父亲下落不明，围绕在父亲周围的谣言也挥之不去，她和她的家人被怀疑有莫须有的“内人党”嫌疑。
这个女人不断去寻找自己的父亲，直至他们家最后很穷，穷到房顶无瓦，围墙无砖，只有五个姑娘和一张炕、一口锅。孩子们回忆，母亲一烙饼就哭，就知道母亲又要带着干粮上路了，去寻找父亲了。
后来这个女人彻底死了心，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跑去了台湾。直至王艾甫拿着一张死亡通知书来到了她面前。
王艾甫决心为老孙家恢复名誉，他拿着那张死亡通知书和烈士的入伍通知书，去了内蒙古当地的民政局去落实烈士的政策。之前原本以为事情很好办，但却遭遇了挫折。
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民政局说恢复烈士荣誉的文件已经作废了，现在已经不执行了。王艾甫说，家属只想要一个荣誉，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反革命，家里人一直在上访，经常进收容所，他们就想要个态度。
第二次去的时候，王艾甫带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原本以为好办事。但当地民政局回复说，事情可以办，但是要走程序，首先得要家属写申请，为什么要申请办这个荣誉证。其次去找牺牲者的两个见证人，讲述当时的详细经过，并且盖上原单位的章。民政局的同志还说，这还是发布的新文件。
王艾甫听了不舒服，那些当兵的，入了伍，牺牲了，还要自己的家属出具证明去找证据。解放战争时候的证据，从哪里去找？
对方被逼得急了，最终给的答案是，既然是死在山西的，去找山西好了。
话说到这里，老汉彻底怒了，心里的那块心病被触动了。他说他的战友死在越南，难道要去找越南，抗美援朝牺牲的要去找朝鲜？一生气，还真就骂了他们，然后对方一个小伙子也跟他急了，上来踢了他一脚。那一刻老汉特别激动，他觉得自己也是个国家干部，哪受过这气。
最终，给烈士恢复名誉的事情至今还挂着。老汉没办法，现在想着要带着那800多个弟兄去打一场官司，就告有关部门不作为，为那些被遗忘许多年的烈士去申请国家赔偿。他说，现在为了挣钱下煤矿的死了都能拿个二十万的，可是他这帮弟兄牺牲后很多连个光荣军属的牌子都看不到。
有些事情想得多了就越找不到答案。想想挎包里的那些弟兄，王艾甫有时候真想不通他们当初到底是图啥，那些名册里鲜活的名字，活蹦乱跳的青年，一转眼就灰飞烟灭了。
山西省长于幼军知道了王艾甫的事，主动找到他，给了他两千块钱，算作慰问他。
王艾甫说，不是自己觉悟不高，他们家5个兄弟4个参了军，老大打过日本人，老二参加过解放战争，老三抗美援朝，他是老四，参加过抗美援越。直到如今，有关部门对他也是不冷不热，王艾甫的闲事已经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
后来他带着800多弟兄就住进了左权县的泰山庙，城里也不去了。

4. 如何评价中国蓝盔有哪些记忆点

总觉得很多国内导演和编剧，对主旋律电影存在很多的误解，以为必须要四平八稳的按照以往的路子来，绝不轻易越雷池一步，这样做，对外有“政治任务”的交代，对内也算是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实际上，自己啥都没干，就是把前人拍摄制作的主要套路，配上点港台、欧美同类影片的小技巧，最终不动脑子的复制粘贴了一遍。

电影《中国蓝盔》讲述了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的而故事。片中，以“兵王”杜峰等人为首的中国维和战士们，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从恐怖分子手中就出了联合国调查组，从而成功的阻止了一场一触即发战争。

《中国蓝盔》的主创们，醒醒吧，都什么年代了，还停留在老掉牙的港产片套路里，还以为抗日神剧就算是创新。

蹭热度可以，麻烦自己用点心，中国军人不可辱，中国观众不可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就不要在电影圈里装什么“文化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