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界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發生在哪個時期

A.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新中國文藝界有什麼不良影響

《武訓傳》的批判，對新中國文藝界的電影產量有很大的影響，使文藝工作者在拍電影的問題上畏手畏腳，對電影製作團隊也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武訓傳》批判運動初期，趙丹每天在外面開完大會小會受夠了氣，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國鋪天蓋地的討伐向他壓來，他開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長達五年，趙丹沒有資格上戲，下放基層改造，參加抗美援朝慰問演出。

1955年，他終於有機會在電影《為了和平》中出演進步教授，自己給自己定下框框：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要有階級的內容，結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滿意的電影。

電影界萬馬齊喑。1950年全國出品電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國只拍攝了十六部電影，大量電影還在構思討論中就下馬，連成為禁片的機會都沒有。

夏衍這樣回顧：「劇作者不敢寫，廠長不敢下決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當時就有人向我開玩笑，說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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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末文藝界迎來了復甦，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80歲的上海代表孫瑜，與濟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釗重逢，兩個老人抱在一起失聲痛哭。孫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訓傳》復映，哪怕是小規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願望也沒實現。

趙丹在臨終卧床時，還念叨著「武訓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遺憾的是，六十年來，盡管《武訓傳》被反復討論，很少有人關注趙丹在片中的演技。這部電影政治意義之重大，讓人無暇顧及它的藝術價值。

B. 《武訓傳》在當時為什麼被批判批判者的主要理由是什麼

批判緣由：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電影《武訓傳》上映於1951年初。它描寫和歌頌了清末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

《武訓傳》上映後，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贊揚者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批評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種「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武訓不足為訓」。這本是文藝界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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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介紹：

《武訓傳》是由孫瑜執導，趙丹、黃宗英、周伯勛、張翼主演的一部劇情片。該影片於1950年公映。

影片講述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感人故事。1950年由昆侖影業公司出品。該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跡為內容的傳記影片。影片以細膩的敘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訓的苦難生活和他從青年時代起由「行乞興學」而終於獲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譽的一生經歷。

C. 電影武訓轉事件始末以及相關評論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當時已有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此後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
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調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華東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傳、文教。所以我接觸最多的是知識分子，最使我感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也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我青年時代到過日本，解放後訪問過印度、緬甸、東南亞、東歐各國和古巴，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國，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就很不尋常了。十月革命之後，大批俄羅斯作家、藝術家跑到歐洲和美國。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了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一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一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斗爭，而回到了祖國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里，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這場民族悲劇從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續二三十年！那句「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結論性語句，從此幾乎成為某些領導人的基本思維定勢，也成為文化界人士頭上的一道緊箍咒，使他們時時處於提心吊膽的狀態，誰也不敢預測什麼時候又會突然來一場風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消息，標題是《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報訊 記者畢全忠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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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新華社以同樣內容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這個事實再一次證明：凡是歪曲事實、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決定，遲早總是要平反昭雪、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魯迅早就說過：「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訓傳》批判起，從九天落下的狂飈，從此在中國知識界、文化人頭上，時松時緊，時高時低，時密時疏，連綿不斷，落了多少年，傷了多少人，誰能忘記？誰又能知道？
走筆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見《劇本創作座談會文集》第3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D.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名詞解釋

關於《武訓傳》的討論：開始於1951年2月電影《武訓傳》的上映，毛澤東觀看後認為其具有「重大政治問題」，於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將其定性為「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資產階級的發動思想投降」，隨後，一場大規模地批判運動展開。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開創了以討論為名，實際以政治批判的方式取代了正常的文藝批判，學術批判，形成了此後一系列思想與政治批判的模式。同時繼續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地位，損害了黨內民主，加深了毛澤東對國統區知識分子的偏見，為隨後開展的對陶行知的重新評價鋪平了道路

E. 五十年代三次文藝批判運動的時間和大致內容

1950年到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是建國後第一次重大的文藝思想爭論和文藝批判運動；
1954年到1955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思想的批判，這是對《紅樓夢》研究中主觀唯心論的批判；
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

F. 批判電影《武訓傳》是在解放初的哪一年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嚴厲批評了對武訓及電影《武訓傳》的贊揚，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並發表文章，形成了建國後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首次批判運動。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報》連載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實際上為這次批判作了總結。

G. 建國初期思想文化領域的三次批判運動是哪些

建國初期,我國思想文化戰線先後開展的三次思想批判運動,
即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1953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的批判,
以及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對我國思想文化界影響很大.